电车难题
电车难题是一个很经典的伦理难题，问题是这样的：
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考虑以上状况，你是否应拉杆？
五个人的生命是否比一个人重要？我们要不要拉拉杆？事实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面临着抉择，只是大部分抉择并不像电车难题这样极端。而我们在做这些抉择时如何进行判断呢？
关键在于你判断的标准。
两类标准
在我们做出判断的时候，往往有两类标准在起作用：外部标准和内部标准。
- 外部标准—法律、道德、风俗、习惯
这是一个社会或者地区的共同标准，我们往往无法回避，因为违反你会受到惩罚。违反法律你会被罚款、坐牢甚至失去生命，不遵守道德、风俗你会受到他人的排斥与谴责。
在这类标准中你往往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并遵守。处于一个集体中遵守这个集体的规则，这是保证集体秩序的底线。
- 内部标准—你内心的标准。
先讲个小故事。
清朝叶存仁，做了三十余年的官。他离任时，手下部属执意送行话别，但送行的船迟迟不发，叶存仁好生纳闷，等至明月高挂，来了一叶小舟，原来是部属临别赠礼，故意等至夜里避人耳目。叶存仁当即写诗一首：“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拒礼而去。
“不畏人知畏己知”，从中学时代看过这个故事后就记住了这句话。叶存仁拒绝了树下的馈赠是出于对内心的许诺，这是儒家对于一个君子的要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当你根据内部标准做出选择时不是考虑到外部的惩罚，别人的看法，你面对的是自己的心。
外部标准的形成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可以说明一些外部标准是怎么形成的。
在一个笼子里关着一群黑猩猩，科学家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放上香蕉，而只要有猩猩去取这里的香蕉，笼子上方的喷头就会向所有猩猩喷水，把每一只猩猩淋成落汤鸡。久而久之，在猩猩中间就形成了一个标准，那个位置的香蕉不能动。如果猩猩能思考的话，或许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里的香蕉是邪恶的。
在标准形成之后，科学家将一只外面的猩猩“耿直”关入到笼子里。“耿直”看到香蕉之后当然想去拿，而其他猩猩看到“耿直”有去接触“邪恶”的意图，就会把“耿直”暴揍一顿，开始“耿直”会觉得莫名其妙，而被打过几次之后，“耿直”开始意识到，这是这里的规矩，想要在这里混，就要遵守。
这时另一只外面的猩猩“无辜”被关了进来，“哇，美味的香蕉”，“无辜”当然第一时间去拿香蕉，结果可想而知，香蕉没拿到，只得到一顿爆揍。最有意思的是，其中打的最狠的是“耿直”。
这样每过一段时间，笼子里关入一只新的猩猩，替换一只原来的猩猩，直到“原住民”猩猩都已经不在笼子里了，笼子里都是新的猩猩，“耿直”，“无辜”，“坚强”，“单纯”，“美丽”……但是不能动“邪恶”（或许也会有只猩猩叫邪恶）的香蕉的传统却被异常坚固的保持了下来，而此时笼子的喷水装置已经摘除了。
一些外部标准的形成充满了荒谬，很多标准到了最后，已经没有人记得了当初是怎么形成的，只剩下了教条与死板。
内部标准的形成
精神分析认为一个人的内部标准往往是幼时权威标准的内化，最直接的就是来自于父母或者说养育者的标准，在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父母或者说养育者的影响往往是最大的。
而父母标准的内化过程最多的是由于奖罚机制。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会进行各种试探行为，而父母会对儿童的行为进行反馈，这种反馈可能是直接的奖惩，也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句话。
小朋友A打碎了父亲买的新玩具，父亲脸上出现了愤怒，痛苦的表情，于是小朋友A知道打碎东西是不好的。小朋友B每一次犯错父母都露出伤心难过的表情，或者大加训斥。于是小朋友B开始形成看法：自己是不能犯错的，自己一旦犯错就会不被人喜欢。小朋友C每次犯错之后父母给的是包容与鼓励，于是小朋友C知道犯错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可以正确的对待错误。
这类标准一旦形成就有可能会进入人的潜意识，会以一种更隐秘却更有效的方式去影响你的判断。
一条内部标准的形成可能是你的一把标尺，也可能是你的一堵墙。
屁股决定脑袋
很多判断都的结果是由一个人的立场决定的。当然，这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只是一种现象。
《非诚勿扰》第一部中，秦奋与一个台湾女孩相亲，女孩说“当初大陆沦陷时，我的父母……”，秦奋一口茶喷到了衣服上，“我们这叫解放”。这就是立场的不同。
很多人说宋朝是一个很好的时代，终其一朝未曾杀一个文人，所以苏轼虽然几次被政敌排挤，最多却只是流放蛮荒之地，不然很难有如此多的伟大作品流传下来。
现在很多人怀念民国时期，兴起一阵阵民国热。因为在民国时期很多大文人、作家、思想家涌现，而这些著名文人往往受到了相当高的优待，那时大学教授的工资可以说是天价。然而很多人也会疑惑，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黑暗，底层人民民不聊生，那是一个相当黑暗的时代呀。
其实两种说法都没有错，只是站的立场不同，对文人来说，宋朝要好于明朝，民国或许好于现代，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不一定如此。
问题的关键是记录历史的笔是掌握在文人的手中的，理解了这一点可以更好的理解历史与现实。
服从、认同与内化
在艾略特•阿伦森的著作《社会性动物》中指出，一个标准对于一个人施加影响有三种方式：服从、认同与内化。
服从是一个人为了获得奖励或者避免惩罚而做出的某种行为。
认同是一个人为了和施加影响者保持一致而受到影响的行为。
内化是将某种特定价值和信念融入到自己的价值观中。
对于服从来说，最为重要的成分是权利，对于认同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吸引。对于内化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可信性。
你会发现，内化状态下人们的行为更加灵活，因为内化的行为往往意味着逻辑性。
举个例子，在高速限速标准上，“服从”于这个标准的人会根据限速行驶，因为他知道不按规定会被处罚，但是在一段没有限速的路上，他很可能高速行驶而遭遇危险。而将这个标准“内化”的人认识到了限速行驶是为了安全，而他也会知道限速主要是在车流量较大的时候会危险，所以在车流量小的时候他会适当的超速。
在我的第一份工作中，一个老工程师在谈到PCB布线规则时说的一句话我记忆尤深：了解规则是为了打破规则。了解规则就是内化的体现。
统一或是最大的恶
昨天在与同住青旅的一位老中医聊天时，他的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
他是这样说的：“你看我们今天，同一件事情，比如这个偶像团体，你可以喜欢，我可以讨厌。我们可以自由的发表意见。最后可能是50%的人喜欢，50%的人讨厌。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而文革时是什么状态呢，对一件事情只能百分百的认同，或者百分百的反对。异议就是异端，需要被铲除。”
而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百分之百的统一往往意味着百分之百的灾难。希特勒的参谋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党，文革时期的文化都有这样的特点
其实统一标准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只要这一标准掌握在自己手中。很多人都做着皇帝梦，就是因为皇帝可以制定标准。“老子就是王法，老子说出来的就是法律。”
如今，很多人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网上很多的口水战都因此而起。其实这类人的本质逻辑就是，我就是最高的标准，你与我不同即是恶。
而不允许不同或许才是最大的恶。
只是不同
仔细去分辨，你会发现世界上很多东西有的只是差异，而非好坏、优劣。大到风俗习惯、肤色人种，小到饮食习惯，衣着搭配。
在一些小的地方，我们往往能容忍这种差异，并且把这当成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比如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人吃香蕉喜欢多从头上扒开吃，美国人则多喜欢从屁股那扒开吃。这种现象我们多数人都能清楚的认识到，这只是一个不同。
而在大的一些方面呢，比如肤色、人种，你看到一个全身黝黑的人，第一涌上来的会是什么样想法？“危险，离他远点；懒惰，好脏；轻佻，轻浮……”
事实上，肤色的差异与吃香蕉从哪里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我觉得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只是在喷水设备都已经移去的笼子里，猩猩们对那个香蕉的恐惧。
在个问题上，阿伦森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之所以我们会对一些不同的人产生偏见，是因为这些人与我们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实验证明在美国，对黑人歧视最大的是处在最底层的白人，他们会与黑人直接竞争一些工作岗位。
所以下次在对一些人、事、物产生强烈的厌恶的时候，分辨一下是不是只是因为他对你产生了威胁。
一种答案：王阳明
那么说了这么多，对于善恶的判断或许你已经有了一些看法。那到底我们该形成怎样的标准呢？如何正确的看待世间事？王阳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办法。王阳明和他徒弟薛侃的一段是对这种方法的很好应用。
薛侃：天地间为什么善良难以培植，邪恶难以去除？
王阳明：这世间并没有培植也没有去除。你这样看善恶都是从身体躯壳上产生的念头，是不恰当的。
薛侃不明白，询问。
王阳明：天地衍生万物，花和草都是一样的，并没有善恶的区别。你想赏花，就把花当做善的，把草当做恶的。如果需要用到草时，就又把草当做善的。这些善恶，都是有你心中的好恶而来，所以是不恰当的。
薛侃：草既然不是恶的，就不应该除去。
王阳明：这是佛教、道家的想法。如果草对你有妨碍，那除去又有何妨呢。不做善恶的判断，却并非全无善恶。一切全凭天理判断。如果草有妨碍了，天理告诉你，草应该除去，就除去吧；即使是有一些没有除去的，也不在心理挂累。如果着了一分意思，心里受到累损，而动气了，不恰当的善恶便产生了。
王阳明认为世间并没有善恶，有的是在不同情况、不同立场下的不同对待。
而王阳明提供的方法论是，在未接触事物之前要保持平静的心态，使心态处于“未发之中”，是一种中正而平和的状态，而遇事时心要随事而动，但不可动气，不可过度，事过之后一切恢复平静，没有半分挂碍。
王阳明的这个说法，可以说体现了中庸思想里“中”的精髓。
薛兆丰的故事
回到电车难题，薛兆丰在他的北大经济学课里讲过两个故事或许对如何判断会有启发，这两个故事都与信用有关。
第一个故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无辜”同学（无辜现在是个人，不是猩猩了）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歹徒冲了出来用刀指着“无辜”：“拿出你所有的现金”。“无辜”告诉歹徒，我身上没带现金，你跟我回家去取吧。歹徒同意，而走到人多的地方，“无辜”夺路而逃，歹徒大喊：你这个没有信用的人。
第二个故事，“天真”在沙漠里迷路了，他的水喝光了。在即将渴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骑着骆驼的商人，商人说我可以卖你一瓶水，1万块钱。“天真”说好，但是我没带着那么多现金，回到家里我给你钱。于是“天真”得到了水，走出了沙漠，但是到了家却不愿支付1万块钱，因为他觉得商人趁火打劫。商人一样觉得“天真”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那么在这两个故事中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为两件案子判案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判“无辜”无罪，而“天真”要付给商人1万块钱。为什么呢？这两个案例有一个关键的差别，就是主人公遇到的困境从何而来。
“无辜”的困境是歹徒造成的，因此“无辜”无须向歹徒支付而；“天真”的困境却是自己造成的，所以他需要为自己的承诺买单。
而类比于电车难题，你会不会有了新的判断呢？
另一种答案：老子
在道德经的第二章，有这样一段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不得不说，老子看问题的深度确实高了许多。经过前面这么多的讨论，对于老子的观点应该有了新的理解。老子的观点，从根本上跳出了二元对立，没有标准，只有对比。一切准则、善恶、好坏都是在对比中产生的。而老子所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更容易理解一些了。
从老子的观点看来，或许讨论对与错本身就已经错了，一个错的题目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答案。
老子与王阳明在判断事物的善恶上有着很高的默契，而在具体的方法论上则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王阳明认为遇事要因势而动，随心而动。而老子更多强调的是无为，不干预。
我的答案
有没有发现自始至终我没有试图去归纳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在“标准”这个问题上，没有标准答案。我只能给出我个人的答案：
或许追求对错、善与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在我看来，唯一不变的标准便是不可以伤害他人，而其他一切都只是相对的标准。
在对待具体问题的时候或许可以采用以下的原则：
- 理解而不判断，解决而不问责。
- 事无好坏，但不同情况下有优劣之选。
- 自己去判断，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的心负责。
这是我给出的答案。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