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郭帆人前人后都自嘲地管《流浪地球》叫小破球。
除了科幻题材的高失败率和不被外界看好的原因之外，也因为1月28日首映结束后，《流浪地球》的排片率最终定在了10%，落后于《疯狂的外星人》《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一个身位，在春节档排名第四。
采访开始之前，郭帆看到《新喜剧之王》发行方联瑞影业发布的关于暂停76家影城密钥的申请。这个申请意味着76家影院失去了公映该片的权利。无论这背后的原因是强势发行方以此倒逼影院提升排片率，还是影院坐地起价，向发行方所要高额红包未遂，都揭开了发行市场的混乱一角。
“排片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公平。”郭帆说，“有些电影为了显得排片高，同一个影厅，6点半排一场，7点排一场，7点半再排一场。怎么可能呢？电影都放不完。我就觉得，反正我们不要（搞）这些东西。”
好在，郭帆用电影本身的质量赢得一个不错的结果。
在这个厮杀异常惨烈的春节档，《流浪地球》豆瓣评分8.4，上映首日以11.5%的排片，拿下了2亿票房。56.2%的上座率超过了《飞驰人生》（52.8%）和《新喜剧之王》（52.4%）。截至2月5日晚间，《流浪地球》大年初二的总排片比已达到16%，比上映首日上涨超过40%。
“活下来，别赔钱。只要它能活下来，我就能拍第二部、第三部。”这是郭帆对这部电影的最大期望。
“天又亮了”
《流浪地球》上映之后，很多影评人称赞这代表了“华语电影工业化程度的飞跃”。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由一个个通宵加班的日子构成的。
从2015年开始筹备《流浪地球》，郭帆朋友圈里最高频出现的四个字就是——天又亮了。
光是剧本，郭帆和制片人兼编剧龚格尔前后就写了超过100万字；分镜师出差，他就临时补位画7个小时的分镜头。这种为了剧本、分镜头、后期制作没日没夜，基本放弃所有休假的生活，他连续过了四年。“我还活着是奇迹。”郭帆笑着对我说。
和他一块熬着的还有整个团队，电影上映前，郭帆就盼着宣传期赶快过，好让他抽空去医院看看病倒的同事。“高血压也查不出为什么，熬的吧。”
除了熬夜，《流浪地球》还拍哭了很多人。
年逾六十的吴孟达穿着六十多斤的宇航服吊威亚，第一天拍完，回到酒店就哭了。年轻、体力好的外国特约演员也一样哭。拍惯了动作戏的吴京形容这身特制的道具服是他的“噩梦”，“每次（衣服）架到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像吊在铁钩子上的半扇猪肉，根本动不了。”
吴孟达评价郭帆是“特别能坚持的疯子导演”，其实就是死磕。
即便是好莱坞拍摄UI，也大多用后期绿幕贴片的手段处理，但郭帆要求所有UI都是实景UI，就为了能够最大程度保留灰尘、指纹这样的细节。
运载车里要装二十几个屏幕，到了空间站的场景要容纳100个屏幕以上。剧组条件有限，这些屏幕实际上都是手机、iPad或是台式机，要由不同的人进行无线操控。工作量惊人。
有时候，工作人员一时忘了给机器充电，郭帆会忍不住生气。“团队因为缺乏经验，在拍摄现场所产生的一切问题我都可以接受。但是犯低级错误，比如没给iPad充电这种事我不能允许。”
大部分导演组成员拍完电影之后都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杀青后做梦都是在现场喊“大力胶在哪儿”“机器组在哪儿”。
郭帆说：
每天、每个人、每个部门、每个环节都坚持多做0.01%，10天就会变成0.1%，100天就会变成1%，而这1%的结果是多重效应的叠加，最终会产生质的变化。
寻找平衡
郭帆从决定做导演、拍科幻片开始，就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点——在表达自己世界观和满足观众需求之间。
2014年，郭帆、宁浩、路阳、陈思诚参加了派拉蒙中美电影人才交流计划。除了参观派拉蒙资料库、看到《教父》的拍摄底片之外，他发现，对新技术的接受和理解程度不是中国和好莱坞电影之间的差距，而是“人才的高精尖程度和电影高度工业化程度。”
自此后，他一直希望能够将好莱坞的内容制作流程应用在科幻题材的电影上。
郭帆更愿意将自己的电影定义为“观众中心制”，学习好莱坞的方式引进了“试片”制度，根据观众的反应来拍摄、剪辑、取舍，甚至是根据不同观众群体来制作不同版本的预告片。
具体到《流浪地球》的项目里，“我们在做剧本的前几个月，基本上都是在聊如何让中国观众买账。”编剧严东旭在《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以下简称《电影制作手记》）里说。
然而在制片管理上，郭帆却发现好莱坞的模式没法照搬。
“比如一些工具的使用。拿编剧软件来说，需要统一格式才能从资料库调取数据，统计角色的对白，统计情节。但是我们有AB两个组、两套剧本，那就很难统一格式。”郭帆说，“好莱坞的工业化根植于契约精神，导演有一个清晰的管理边界，但在国内，这条线是看不见的。”
除了契约精神，工业体系更建立在完整的预算制度上。
尽管郭帆强调这部电影最大的困难不在找钱，也不在说服投资人，但预算确实捉襟见肘。在参与《流浪地球》的八家电影特效制作公司里，并没有好莱坞的团队。“一个S级的特效镜头，5秒～7秒就是20万美金。我们有2000个镜头，用不起。”郭帆说。
饶是这样省钱，在电影的第一笔投资到账之前，郭帆已经垫资超过100万，制片人龚格尔也垫进去几十万。为了这部电影，龚格尔连自己的车都卖了。主演吴京不仅零片酬出演，还自己投资了这部电影。摄影指导刘寅自己花钱买了几百万的拍摄设备，之后租给剧组，拍摄完成后没有团队需要，大概率还得砸在自己手里。龚格尔在《电影制作手记》里说：我是头一次遇见给剧组搭钱的摄影。
最终，在所有人的努力下，这部电影成了一部“能一眼看出钱花在哪里的片子”。
这是在工业化程度较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团队每个人都牺牲个人时间和利益，长期超额付出达成的结果。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
“这四年时间，我和我的团队都尽了最大努力。我们没什么可遗憾的。”郭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