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欧洲人 Re 注销了微信，他说：“我无法忍受自己的私人空间里存在着一双诡异的眼睛，哪怕我只是用这个应用来调情”。在此之前，他读过了一些有关微信内容审查的文章，听到了一些来自中国网民的抱怨，他说“不可思议”。
whatsapp 里有很多欧洲网友的群聊，Re 在里面，它们总是热闹的，因为能形成有效且有趣的讨论。它们的隔壁就有几个中国网友的群聊，其中包括不少海外华人，或许与时差有些关系，这些中国群聊相对冷清很多，也极少讨论，只转发进一些公开平台的资讯或者口号式的言论，我们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东西，其中还包括很多假消息和错误的观点。某日，一位旅居澳洲的中国籍网民在群里说，“不要发在这里了，人那么少，发到微信去啊”，继而很多人表示赞同。
日前，一位微信用户表示他收到了下图这样的通知，据悉因为审查他已经被废弃过一个微信账号了，并且据他称，自己发布的大多是政治内容图文，并不是什么“色情内容”，看来微信群聊的审查和微博一样是利用借口的，包括“据举报”之说，也很可能是来自于定位监控系统。但这位用户表示如果需要继续“转世”他会去做。为什么不放弃使用微信呢？“因为这里好友比较多，其他平台虽然安全，但没有（中国）人用，也一样是个摆设”。
“无所谓，我也没说什么没干什么坏事”；“不就是监控吗？难道你还躲得过？老老实实过日子、谨言慎行就肯定找不上你”；“我没有隐私，光明正大”……这些说法在中文舆论中是很常见的。那些压制自由讨论的独裁专制国家在独裁时期结束后却发现自己很难向民主结构转变，往往是由于这些国家中还没有出现一个私人化的空间，以及大多数人对隐私问题的了解和重视程度堪忧。 就如中国目前的状况。
很有趣的是，有关中国网络内容审查、网络监控技术的揭露文章能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有效的传播和反馈，它们是中文舆论场日常谈资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那些对保护隐私的技术性指导的文字反而无法引发舆论呼应。这便会形成一种印象：大多数人只是为了吐槽发泄、姿态式的展示立场，而不是正面对抗和想办法解决问题。
事实恐怕也是如此。在twitter，使用双语发布中国消息的用户不少，他们将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信息翻译成英文，以便获取英文用户的关注，其中就包括很多网络监控和审查的资讯，于是他们偶尔能收到这样的英文回复：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任由政府剥夺你们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在这里喊，能对现实有多大帮助？）
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话时会嘲笑：“别装外宾了，你反抗一下试试？立刻会被抓起来的”。他们同时也否定“麻木”的评价，认为“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做不到反抗，是因为强权太强”。自由独立的意识与生俱来，而奴性则需要「培养」。环境对人格的塑造能力是很强大的，而经历经验则是附属于环境之下的、同等强悍的影响。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认为，不反抗的代价是病态的、是”训练出来的无助”。
忍耐就是把自己拱手于人，让他人和环境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与其相对的是自由意志，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也尊重他人的独立性，不愿意控制别人的生活，当别人试图控制自己的生活时，就拼死抵抗。这两种完全相反的精神特质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控制」——内控和外控。如上：“我们做不到反抗，是因为强权太强”这样的解释就是典型的外控，它在中国是一种社会人格特质。
即便是网上揭露人们也会小心翼翼，政府用抓捕传播翻墙技术和制作翻墙软件的人来威胁那些试图逃离管制的网民，曾经一位写手要求给我们投稿，我发布了网站链接给他，并告知需要翻墙，他回答“不可以，翻墙不安全”。我问，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你都不看新闻吗？翻墙是违法的，已经有人因此被抓了”。我感觉哭笑不得。
我想他一定不知道，使用代理服务器的原始目的是为隐藏IP，以及为什么需要隐藏。他与那些在网上晒自己信用评分的网民一样，在中国足够普遍，以至于不再令人惊讶。
直到近来，连续有大学生因电话诈骗致死，人们才意识到隐私安全被侵犯，然而他们仍然认为这只是由于“数据落到了骗子手里”的结果，于是依旧可以为自己的信用评分骄傲、依旧准许政府无限度的挖掘他们的隐私，或许在他们眼里，“政府不是骗子”？
不尊重自己隐私的社会对他人的隐私也不屑一顾，微信群中要求“实名加工作单位”标注群名片的状况非常多见，名曰“为了联络方便”，也确实做到了这点，但每个人都有决定权隐私，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持续加强打压异议人士、NGO和境外媒体的状况下，群聊实名制的要求对部分人来说并不靠谱，然而在此被无视了，甚至不配合者还会被指责“你有什么见不得人东西吗／你做过什么坏事吗”，啼笑皆非。
报道中国新闻的海外记者为了联络采访，不得不持续使用中国的社交应用，但很多人拒绝绑定银行卡以避免被实名认证。今年7月开始实施的新规定称：未实名者不能使用红包功能。这招很绝，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里，人们用红包来沟通感情、获取信任和构建人际关系，如果没有足够坚实的人际关系基础，求助是很困难的，粉丝经济时代，这种需求更显迫切，加之对政府无限度收集信息的麻木（或许从未深刻理解），实名制俨然已经迅速变成了一个“过气的话题”。
浏览中文网络舆论中对伊斯兰文化的评价很容易发现，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隐私的存在，并且相关大部分内容是出现在诸如twitter和Facebook这些国际大牌社交网络上的，也就是说，翻墙并不意味着认知提升，它只是渠道不是目的。在反恐大势下，对穆斯林的仇恨和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所谓的政治正确，似乎是一种国际型气候，但在中国，连同政府假以反恐为由实施的各种侵犯人权的维稳政策也获得了部分舆论的赞许。这是非常可怕的，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恐怖分子和专制政府。
中国人面对隐私侵犯所采取的态度除了不屑一顾外，更多是恐慌，从自我审查到自我维稳，再到互相维稳，步步升级，与此同时是当局的管制政策通过媒体的宣传强化背景情绪，比如“群聊内容违规，群主也有责任”等信息，带来的是更为频繁的互相维稳——人们要求其他群成员“不要谈政治”、警告他们某某“敏感日子”正在临近……
思考者往往对"文化决定论"抱有一定程度的戒心，当然也不会完全否定文化所起的作用。中国哲学的发展路径与西欧不同在于，中国人趋向将现实理解为一系列的关系，而欧洲人将现实理解为一系列的实体。这自然会导致一个结果：中国人注重在独特的关系网络中寻找自己的身份，而往往忽略具体人或物本身的各种属性。而后者就是欧洲的世界观，它使得隐私问题更加容易理解——既然有关物体和人的重要属性并不取决于外部影响，那么我们会很容易想象这些影响被排除的情况。
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将一个物体或人从周边环境中孤立出来，就会切断其与环境的联系，从而破坏其“重要属性”。
曾经有一位畅销书小说家说过，“privacy”这个词很难翻译成汉语，他好几次都难倒在这个词上。就像西方文化一样，中国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公／私”区分，比如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公德／私心、公开／私下等。但总的来说，“私”这个字被中文包含进很多负面的含义，相比下“公”则被人们广为赞许，“私”似乎暗示着一个秘密、地下和不道德的世界。
另方面，在中国，“私”所关注的焦点可能超过了个人，它可能是指某个基于血缘的宗教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增加宗教利益的私人活动就被看作是让祖先在天之灵高兴的事情，因而“会得到他们的保佑”。
在F-Scale量表“权威性人格”测量的九个特质中，可归因于中国社会文化因素的项目至少占据7个，比如对权威的服从、犬儒、一致性追求等，它们都在妨碍人们对隐私问题的理解，更为根本的是对民主的理解。民主不只是一张选票，它需要一系列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认知基础去维护，没有了隐私，民主就会崩塌，然而中国的政治反对者似乎还没能真正了解它，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用 Re 的话说就是：“很多中国的反对者和他们所反对的东西在某种层面上是一样的”。内部同构是事实，但也并非无解，社会心理学信任情境的能力，对民主的理解可以在民主化过程中加强，不过对于一个毫无民主经验的民族来说，如何顺利过渡是关键。改善思维习惯、提升认知，都是可以从现在开始做的，而不是等待改朝换代后，只是目前大多数人中国人还不能理解这点。
为鼓励翻墙，我们持续努力地劝导，为宣传安全意识，提供源源不断的资讯支持，但事实显示收效甚微，有些问题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对国人来说，解决隐私的认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仅仅帮助理解其本意那么简单，它需要通过对一些文化弊端进行修正来实现。是专制选择了中国，还是中国人选择了专制这个问题，就像鸡和蛋的关系，是时候结束恶性循环了，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能一起来为此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努力。
（A speech about privacy issues and China，BY: Paul McGarr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