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里永乐江自南向北流过安仁、衡东和攸县三县交界的地方，入米水折向西，在衡山汇入湘江。 这里布满丹霞红石，是一方美丽的地方。我的故乡就在这个三县交点的的安仁一侧。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我的曽祖父只有一亩四分地，用泥土堆一条小埂划分成两截分给他的两个儿子，我的祖父是老大，比他的弟弟大十来岁。 曽祖父和祖父靠耕种佃租的土地和翻山越岭从广东乐昌挑盐回乡挣点脚力钱养家。 没有文化受尽了屈辱，他们决心让儿孙读书识字。
我祖母出身殷实之家，聪慧识字，更是坚决让儿孙们读书。前面生了两个女儿。女儿也要让她们读书。 不料才华尚好的大女儿得天花严重破相，含愤出家，英年早逝。祖母 31 岁上才有儿子，35岁上生了我的父亲。 希望他们多福，起了两个看上去很福贵的名字，我伯父叫有福，我父亲叫万福。 起名有福的偏偏没有福，读书读呆了，接受一堂荒唐婚姻，16岁娶了个22岁的悍妇。 过门不久，悍妇受人挑唆，活活地把伯父掐死在床。 打不起官司，悍妇逃跑了事。祖父母积愤成疾，拼命拯救这个家，让我父亲上学。 我父亲于是读了几年私塾，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茶陵简师，立志将来从教。 不料万福福少，在茶陵简师才上了一年，祖父累死在抗旱的水车下，时年不满50岁。 家庭失去了支柱，父亲被迫辍学回家。彼时不满17岁。
那时候，上到简师也算不错了。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上到这个份上的也就三四个。 别人都远走高飞了。父亲是家中独柱，不能外出闯荡。 求母校出个肄业证，谋个小学教职。不料这个证书邮寄丢了。只好以个人名义自办私学。 先是在家收几个学生，像私塾。来的都是本村子弟。 只是农闲季节或晚上授读，学费多是与家长协商换工。即家长帮我家一些农活，主要是解决用牛耕地耙地等技术活。 后来游走乡间创办新学。每期收十几二十个学生，复式教学。一个学生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一斗米，约20斤。 我家 6、7 口人，大约 7 亩地，扔掉了远处母亲的嫁妆田和不方便种的冷水田。 剩下约 4 亩。父亲自己干一些，换一些工，偶也请些零工，就这样养家糊口。
我是长子，我当然是候补劳力。不是父亲不让我上学读书，家里没有劳力，一家六七口，总得要培养个好劳力管理这个家。 父亲教书，年入三四担米不够吃用。必须把这几亩地耕种好，收上千多斤谷子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 从我四岁上起，就得早起晚睡，学会干农活。砍柴，拣粪，打猪草，浇菜地，逐渐充当半个劳力。 农闲季节和晚上读些书。父亲，白天教学生，晚上在灰暗的油灯下教我们兄弟。 父亲每餐饭都是一边吃，一边看着书，高兴时也给我们讲一小段。父亲的勤奋感染着我们。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成为人民教师，在我们安仁县二区唯一的红石门军山完全小学任教。 10 月的一个星期天，父亲高高兴兴回家。对我说： “孩子，解放了，我当了人民教师，你可以上学了。” 就这样，我跟着父亲去了学校，上了两个多月，考试合格，发了张小学毕业文凭。
解放了，打倒地主恶霸。丈量土地，准备土改。划分阶级，不准雇工。雇工是典型的剥削行为，要被划地主成分。 国家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父亲只能养活自己，家里那六口怎么办？家有10亩地，我不满十一岁，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即使不要钱，免试上中学也去不了。
参加换工队，后来改名互助组。我与村里的叔叔伯伯换工。用力气的活，我和母亲蚂蚁搬家，总能搬回来。用牛就有些难度。 我 11 岁那会，顶多比牛高一点点，吃不住老牛，必须换工来用牛耕地。我干两天换大人一天。 实在说，我干两天粗活，价值上抵不上大人一天细活。全靠叔叔伯伯们优惠了。每想到此，感恩不已。 到 51 年，我能犁田了，用耙还不行。耙田有危险，容易伤人伤牛。 渐渐地，除了换工耙田，其它活我们都自己拿下。村里人都称赞我是个好劳力。
家里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1953 年，弟弟 12 岁，父亲觉得他考上中学不是很有把握。 突发奇想，打我的主意。一天，回到家，那天，我还在地里忙着。 父亲来到地头，匆匆对我说：“你还想不想上学？”
我说：“我想上又能怎样？家里人不吃饭了？”
父亲说：“想上，你就跟我去，准备考初中。说好了，你们兄弟俩都去考，谁考上了谁上，考不上的在家种地。”
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星期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考？我理解父亲的心思，就是让我帮助演一场戏，给弟弟一点压力。我就好好配合吧。 我扔下农活就去了学校。语文算术只能靠老本，困难在时事政治。找来一堆报纸，快速地翻，押时事题，顺便也押作文题。 匆匆准备一个星期，稀里糊涂地上了考场。发榜时，我和弟弟都上了。
都考上了，父亲却面临了一个大难题。学费是个问题，谁留下来种地是个更大的问题。我理解父亲的难处，不用父亲说谁留下。 本来就是让我去演戏。考上了，对我来说就是做了一场甜蜜的梦。“当然我留下来种地，没有问题。” 父亲的同事，各路亲戚和左邻右舍都为我抱不平：“人家想上考不上，他考上了不让上，这太不公平。”都嚷着给我凑钱。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家里没有劳力。
老天最公平！53 年暑假，教员实行工资制了，父亲每个月工资 32 元。按那时的物价，家里七口人可以勉强维持了。 不止于此，恰是这时，实行合作化（初级社），我们家把土地、耕牛和农具全部交给了合作社。 父亲第一个月工资，加上父亲的同事、各路亲戚和左邻右舍东拼西凑，凑足了48 元 1 角钱，我和弟弟一同走进了中学。 交完学费之后，还剩一角钱。用伍分钱买了一包红狮牌墨水粉，泡了一瓶墨水，两人分。 另五分钱为我买了一枝蘸水笔（考试时，我用的我父亲的办公钢笔）。那年，我 14 岁。
农夫上学，小小蘸水笔比锄头重多了，手握蘸水笔禁不住颤抖，字写得歪歪扭扭，粗的粗，细的细，有时滴下一大滴墨水。 我自己都怀疑，这状态怎么通过了入学考试？第一堂作文课就挨了一顿狠批。 杨秀芝老师 十分愤怒地把我叫起来，“你这作文写的什么鬼字，叫我怎么批阅？！”。 土里土气，大半个学期成为几个调皮同学的调戏、戏弄对象，差点想退学回家种地了。 直到期末的一次数学竞赛与张家逸同学共同得了全校最高分。 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们，他们的严格要求让我受益终生。
1956 年，初中毕业，我坚决不上普高，想随便找个中技校读读，早点出来为父亲减轻负担。 老师却反复动员我考普通高中，将来上大学。正为此着急时，好消息来了，国家给教员定级。 父亲定了个本县最高级别的小学教员二级，每月工资 52.5 元。我和弟弟又一同上了高中。 1959 年 8 月底，我在永乐江上乘坐小木船西下衡山，从衡山登上北去的列车去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