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对中国来说1957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至于“五七之后”如何了，则未必有多少人细想过。或许，这恰恰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不能忽略的问题。不将1957年与“五七之后”联系起来，就不能全面评价57年所发生的那些事情。
### 阳谋之年
最需历史记住的1957年，开局其实很不错。那年春天，人们脸上挂着少有的笑容，早春的暖阳驱走了寒冬的阴霾。
观察世界的人知道，暖流来自北方——就是那个多时以来只送来寒流的地方。天空风云变幻，人间冷暖自知。北方的暖风其源盖出于一人，此人后来因与中国领袖政见不同而结下宿怨，此后一直是被咀咒的对象。不过，在那一年的早春时节，主控的潮流还是来自北方。
此时坚冰渐融，大地回春。纵然“百花齐放”尚待时日，但“一花知春”，敏感的知识界已感受到春光来临了。那时的费孝通尚不到老成持重之年，不失坦然开朗的作风，欣然命笔，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在学界传递着暖春的信息。
这年春天，领袖也特别春风得意，笑口常开，仿佛回归到与黄炎培作“窑洞对”的开明姿态。他踌躇满志，从容部署了这一年的“整风”，宣布整风的宗旨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似乎少有人猜度：这是延安整风的重演吗？
延安整风已过去15年，参加过那次整风且保持记忆的人，肯定不多。不过，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运动不能不心存戒备。对于刚刚启动的整风运动，心存观望者多，贸然试水者少。这种场面大大出于领袖的预期。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动员，在全国各地层层展开；有没有“帮党整风”的热情，被提到了有没有政治觉悟的高度。至此，哪还能坐得住？就是再谨言慎行的人，也不能不开尊口。说什么？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嘛！反复动员人们提意见，这种破格的开明，自古迄今何曾见过？
于是，最难启动的口都被撬开了，那时将这唤做鸣放。章伯钧、罗隆基当时都是部长，早已不是轻启双唇的饶舌之徒，但还是经不起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反复敦请，终于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们当然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发言让他们坠入万劫不复之境！也有人无须动员就会提意见。
后来官至总理的朱镕基，当时还年轻气盛，岂肯在有话要说时缄默不言？闸门既然打开，言论的洪流就愈来愈汹涌，渐渐超出了发起者的预期与控制。北京大学那些少不更事的学生，则为当局拨转风向提供了最佳口实。
这一年，北京城头风云变幻，许多事情如雾里看花。但6月17日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是不会被看走眼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今天人们知道此文正是领袖的手笔。
那些刚刚感受到“一花知春”的人，现在终于“一文知冬”了。往后的事情已进入历史，今天已经普世皆知。简单说来就是：那些被千呼万唤请出来“帮党整风”的人，很大一部分被踢出了体面人士的队伍，沦为真正的贱民；而给他们戴上的罪名，则是“借整风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经常以“五千年文明”傲视天下的民族，就这样制造了一个亘古未闻的涉及55万人的政治冤案。
如果领袖的初衷确实是诚心呼吁各界人士直抒胸臆、帮党整风，只是遵旨鸣放者，言辞却未必悦耳，于是施以雷霆万钧的惩罚，直至剥夺政治生命，那么，其暴虐程度实在突破了文明底线。如果不是这样，就只能怀疑，那个导人入彀的初心，或许与所宣布的恰好相反。
难道受难者是某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牺牲品？领袖本人实际上认可后一结论，只是不承认它是阴谋，而是阳谋，也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在这一点上，领袖是高明的：否定阳谋，就不免有反复小人之嫌，而且运动之初竟没有预见到后来局势的发展，尤其显得不智。
一个“阳谋之年”，就这样载入了历史。
恐怖何在？
领袖一生发动政治运动无数（有人统计出，自1949年至1976年共55场运动），他最得意者应当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当然文革更宏大，但领袖自己也承认文革未收全功；而反右则是真正的完胜。领袖本人没来得及看到文革是否能结出他期望中的果实。至于反右，其果实乃领袖亲眼所见，且其后整整二十年的施政，都高度拜反右之赐。反右一役而足二十年之用，实在功莫大焉。
反右之所以居功至伟，全赖于一项独创发明：右派帽子。
中国人是一个颇重视帽子的民族。皇冠、儒冠、道冠、乌纱帽等等都极讲究。从有形的帽子过渡到无形的帽子，只需要一点点联想力。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给人戴个帽子，无非就是给贴一个标签，让人一望而知该人属何许人。帽子可褒可贬，似乎主要用于贬义。
外人未必不用帽子，俄国人就擅长此道，仅仅给布哈林戴的帽子就有：右倾分子、富农路线者、机会主义者、反党分子……。中国人的真正独创在于：以政权的名义，对政治受难者安上某种标准化的帽子，将戴帽人的身份固化，实际上使之成为政治贱民，剥夺其各种合法权利，让其彻底孤立于常人社会。这种贱民身份并无任何法律依据，却具有法定的性质，几乎无望改变，甚至传于后人。政治贱民无论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上，都处于高度无助的境地，几乎沦为非人状态。在中小学生中广泛教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右派右派，像个妖怪……。还有谁敢接触这些成了“妖怪”的人呢？
领袖十分欣赏自己的这项发明，尤其认为它是一项仁慈之举。他常说，我们处理右派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不像苏联那样轻易将反革命杀掉。确实，大部分右派的处理根本就没有进入刑事程序，似乎没有被当成罪犯；但实际上他们具有罪犯身份，受到“群众专政”的严厉管制，等于在服无期徒刑，只是可能在“监外执行”罢了。就凭一顶无形的“帽子”惩处政治贱民，无刑罚之名，却有刑罚之实；既有仁慈之名，又让戴帽者恐惧至极而无不降服，岂不妙极！
这种杰作，只有深谙中国式智慧的人才能想得出来。
反右运动使55万以上的人沦为政治贱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随后就失去了职务或头衔，失去了体面的职业，多半还要失去配偶，甚至失去了在城市居住的权利，被遣送到偏僻乡村或劳改营，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熬过不久来到的大饥荒，其中就有傅作义的胞弟傅作恭，他在美国完成学业，被傅作义动员回来效劳于祖国，哪曾想得埋骨于劳改营“夹边沟”的黄沙中。
少数属于知识界上层人物的右派，例如费孝通、钱伟长等，免去了去劳改营的厄运，或许还保留原来职业。对这些人，正如领袖多次亲自说过的，是剥光其政治资本，使之不再有成为某种潜在反对势力的任何本钱。这实在是天下最高明的政治谋略！此外，所有右派的家属子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在升学、就业、晋级、婚姻等等事项上，从此与好运无缘。
这是一种不叫惩罚的惩罚，它恐怖到什么程度，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充分的体会。即使历代囚徒的厄运，大概也不过如此。其结果就是：神州大地上，不再有人敢于“以身试帽”了。而换来这顶帽子的，不过是善意的进言而已。因此，就不再有人敢于进言了——这当然正是反右的终极目的。彻底消除杂音，求静得静，岂不快哉！让人闭嘴，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中国人从来都有“言招罪”的警戒，有谨言慎行的传统。大多数右派当初本来就不想说什么，如果不是反复动员的诱使，他们何至因言惹祸，遭此大劫？右派们在一生谢幕之际，最想留给后代的遗训想必是：愿子子孙孙莫谈国事！
催生大跃进
1957年之后，领袖就不再听到逆耳之言了，倒也六根清净，快意于心。但人之有一张嘴，不可能永远不说话；不能说逆耳之言，就不免要说顺耳之言，不少人则更愿意说悦耳之言。想听悦耳之言，大概是人类的本性，古今中外无别。于是，悦耳之言就多起来，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而这正是领袖所期待的。
于是，反右有两个突出后果：忠言消失，颂声鹊起。
这两种后果，又进一步带来影响更深远的长期后果。这些后果的后续影响，就在次年显示出来，所导致的局面震惊了全世界，让所有人触目惊心。
历史进入1958年。即使6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对那一年迷惑不解，不能解释一个智慧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集体陷入癫狂，将自己拖入空前灾难！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自残行为。
这一次震惊世界的集体自残，有一个动听的名称，唤作大跃进。
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愿提到大跃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跃进的画面已从人类记忆中消失。何谓大跃进？简单说来就是：人们在好大喜功的领导人的驱使下，要么出于邀功的考虑而主动投入，要么纯粹是盲目跟风，去干那些不该做、或不能做的荒唐事，完全不顾及由此而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这种荒唐事简直不可胜数，略举数例：
● 在学校、机关甚至自家院内，违背任何工业常识，用最原始的方法自建土高炉，冶炼钢铁，并将其产品汇入国家统计数字。这样生产的钢达300万吨；但后来的专家检验表明，这些“钢”全是不可用的废品。因此，当年称“钢产量增加一倍”，纯属造假。
● 在“实验田”上定下亩产高达数万斤的目标，然后利用只有中国式智慧才想得出来的造假办法，达到这些高产目标。用当时的话来说，这叫做“放高产卫星”！最后一颗高产卫星出自广西环江县的水稻亩产13万斤，完全突破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正是这类“卫星”纷纷出笼之后，领袖开始认真考虑着手解决“粮食吃不完”的问题，而此时正是使饿殍遍地的大饥荒的前夜。
● 任何基于专业的地质调查断定某地无煤、无石油或无铁矿的言论，都被批为反动言论，遭到无情的批判，此后再无人敢提。如果某个狂热之人有足够的权力，就敢依一己之意指定一个地方，命令人们挖下去，即使“将地球挖穿”，也要将煤挖出来。这样，挖出了不少“人工天坑”，狂想中的矿物则一无所获。
事情荒唐到这种地步，尽出于愚昧吗？愚昧当然是一个因素，但并非主要因素。就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朝野上下都有许多人，完全明白自己在干蠢事，只是皇帝想穿新衣，所有人都没奈何。恐怖使人们宁愿守在那个愚蠢之坑内，直至灾难来临。上面每天都在等待着好消息，下属们岂敢不报上好消息，谁愿意去坏了上峰的好梦呢？
大跃进的真实原因是高压恐怖与投其所好。而大跃进中的恐怖，其实正是随“右派帽子”而来的恐怖！
后患无穷
如果反右的后果仅仅是导致大跃进，纵然无比惨烈——代价是数千万人的生命——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尽管某种縮小版的大跃进从未绝迹，但如1958年那种规模的大跃进，后来确实不再出现。或许是大跃进太过荒唐，再没有人敢于一试了。真正的问题是，大跃进远不是反右祸水的最后苦果。那股祸水的后续影响绵延至今，完全可以说是后患无穷。下面不妨仅举两例，以见一斑。
反右倾 1959年从庐山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完全可以说是另一场反右，其受害者同样是因为“进言惹祸”。以彭德怀为首的受难者，达数千万人之多。“右倾分子”与“右派”或许有别，处理形式也略有不同，但都属政治贱民却没什么两样，因此同样以恐怖开路。正是从庐山开始的恐怖，完全封杀了对大跃进的最轻微非议。没有这种彻底的噤声，何至于酿成断送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惨祸！
文革 文革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动乱，并不能简单地比拟于反右。但在基本精神上，文革依然是反右的延续。如同反右一样，文革的主要目标无非是绝对地维护领袖一个人对于真理的首创权、裁定权与解释权，将那些或虚或实地非议这些权力的人，划为政治贱民。区别只在于，文革受难者更多，其中包括许多官员及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其次，文革更倾向于运用野蛮原始的方法，让受难者受更多皮肉之苦。
在正式的意义上，文革结束于1976年。但后来不断出现一些类似的运动，其中许多做法似曾相识；实际上，它们依然保留了大量的文革元素；因此，归根到底它们都是反右的某种延续。
这样，“五七”就有一个超长的阴影，它笼罩了迄今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