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末时，污牛河对面山上的水族大寨子有一支潘氏大家族，兄弟众多，田地横跨河两岸，因离河对面田地较远一户潘氏人搬迁到对面的山坡上，便有了亚孖寨。如今亚孖也依然以潘姓为主，且均为兄弟，山坡最顶上还有着潘氏家族的祖坟。
我小时，寨子附近杉树林遮天蔽日，水田点缀其中。从寨子到最近的镇上需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赶集基本上靠步行，接听外出务工家人的电话，需要到镇上的电话亭。在沿河一带患重病的人，需乘木筏或船只去河下游的镇医院。平日路过寨子的，只有附近的乡人和一些迷了路的乞丐，苗族人猎枪打鸟的枪音，大概是一天中少有的机械发出的声音，飞机偶尔从天上飞过时，能引出各家老小出来观看。
寨子的人对外界地名的了解，只限于印在“胶水桶”上面刻着的“广西 南宁”，或者“广西 桂林”——那时候，这种桶很受欢迎，是寨上少数外出打工的人带回来的。
我出生时，寨子已经实现了温饱，以往秋收前靠借米度日已经成为历史，猖獗一时的盗窃和村寨集体斗殴已经消失了。但寨子鲜有完整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人，绝大多数人在二三年级因学习成绩差而辍学，女人基本上全是文盲。
那时候寨上的房子还都是木房子，每家有两栋，一大一小，大的住人，小的做粮仓，粮仓上面存放大米和谷物，下面放着用黑漆刷过色的棺木，这是为家里老人准备的，也是胆大的小孩子躲猫猫最好的去处。
这种封闭环境里，对于自然的崇拜和对于死亡的恐惧，让传统的习俗还在自然地延续。小时寨子里走了老人，“喜丧宴”摆上几样水族人的传统菜，逝者在棺木中用棉被盖住，妇女们要围着棺材“哭葬”，全把老人称作“父亲”，带着哭腔，用水族或苗族的歌曲夸赞老人的生前事迹。
哭完之后是土葬。坟墓年代一久就变成了土包，上面的草木茂盛，有不知道的后人往这草堆一刨，便能挖出的一堆白骨，足能让深山里的农人吓得“掉魂”。“风水”好的坟堆也会长树来，放牛的小孩子贪玩往上爬，从树上看到坟前陌生的石碑，也能吓得掉下来。
当世间有了恐惧，自然也就有人去消除恐惧，并以此为生。
人受惊吓，在现代医学看来不过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在寨子里的法师们的眼里，则是灵魂遇鬼。“招魂”便也成了寨子生活的日常。
2
在 2010 年之前，我的父亲热衷于各种法事，凡是家里要做法事，父亲请的法师必定是红爷。
红爷是寨子上的法师，我们水族人叫“gho hang”，和木工、编织工一样是个专业“工种”。红爷能“做法”祛除房子里的鬼神，也能通过丢两片木棍预测凶吉，而施法念咒让新生儿远离疾病更是家常便饭。
红爷就住在我家隔壁，父亲经常去问他有关“法术”的问题，每场法事需要什么牲畜、摆放些什么物品、怎么摆放、该给法师多少钱等等，后来父亲都了然于心，红爷因此经常夸奖他，甚至还有意让父亲学做几门基本的法事，但他不肯。
我后来才感觉到，父亲似乎不是完全信任这套东西，他常常喜欢对伯父说，去请红爷来“bo”一下，或者“rhah”一下 —— 这两个词语都是“念咒语”的意思，但相对于恭敬的用语“yohnjeai”，这两个词非常轻飘，有一种对法师和法事的调侃之味；又有些时候他也会和红爷开个玩笑，问他，“咒语忘记一两段会不会不灵？”又或者，“咒语念错了会怎样？”
红爷却不会生气，只是一副无奈晚辈开玩笑的样子，只对他说：“念咒语，礼到就行。”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有好几年大年三十晚上发高烧，整个过年期间父母总要带着我到处去求医问药做法术，而要做法术，就必须有鸡鸭猪 —— 开始时父亲到处买，后来他干脆养了头母猪，一窝能生七八个猪崽，就能帮我多做几次法术。后来等我身子骨壮实了，父亲也没放下养猪的行当。
如此频繁被“施法”，让我对这些法术的记忆颇为深刻，可第一次让我真正体验“法术”的并非红爷，而是红爷的哥哥削爷。
二十多年前，削爷家有一架烧油的打米机，靠给附近的乡民打米积攒了一笔钱，他本人又是一位木工师傅，总是一个人在家里鼓捣组装水犁，那时大家还在使用煤油灯和松木块引燃照明，屋子里黑咕隆咚，他常坐在门前的空地上对着木板写写画画。逢有集市的日子就让儿子拿犁去镇上卖，一次赚回来的钱抵得上平常人一个月的工钱。
很少有人知道削爷还会用“法术”治病。我四岁那年的冬天发了高烧早晚不退，没有胃口。父亲带我去了削爷家，说明情况后，削爷过来看了看我，安慰父亲说，小感冒没什么大事，“驱鬼”一下就行。
削爷接着就从家里搬出凳子和棕榈树叶子：凳子摆到门前的空地上，让我在上面坐好，然后把棕榈树叶做成的披肩给我披上，接着在我旁边烧纸点香。他围着我转圈，一手拿着散发着烟味的香火，一手拿着棕榈树叶做成的扇子对着我扇风，口中念一堆我听不懂的咒语，而我则被烟味呛得直咳嗽。
父亲让我闭上眼睛不要动，削爷又慢慢转了几分钟后便停了下来，让父亲带我回家，说让我感冒的“鬼”已经跑了，烧开水喝就行。
然而回到家后我高烧依旧，最后大晚上父亲拿了两包“退热散”（当地一种“万能药”，据说含有少量罂粟）回来，煮开水让我吃了，隔天高烧才退下。
3
与削爷相比，红爷确实是相当“专业”的：他手上有两本“水书”。父亲说那是用鬼神的人才能读得懂的书，一般人读不懂。
小时候没有电视，每到大年三十，我们的“春晚”节目只有一个：到红爷家听他“读书”，这种过年的方式直到2008年才停止。
吃完年晚饭，寨子里大大小小就往红爷家走，大人到了打声招呼就走了，小孩子则留下来，围着火炉，火炉一角摆起一张擦得锃亮的桌子，红爷坐在一侧，他的两个儿子坐在另一侧——两人已年近四十，但依旧每年除夕回到父亲家里“读书”。
红爷从房间里拿来两本线装的旧书，书本泛黄，显然已经用了几十年，书页上是竖写的水族文字。红爷能通篇背诵，他把书本递给两个儿子，让他们看着书本跟读。红爷说，除夕夜听书能祛除来年疾病，因此大家也都认真听。读的过程中，红爷时不时指正儿子某个字读错了，时不时又被两个儿子质疑是不是他背错了，一直读到三更天鸡叫。
红爷虽然珍爱这两本书，但并不怕我们小孩子弄坏，等一本读完，就让我们拿书看，让我们猜书上文字的意思。有些水族文字是象形文字，我能记住几十个，算得上是红爷得意弟子了，但我对书上的语法却一窍不通——我问过红爷，他说其实他也不懂。
红爷也是靠手中这两本祖传的“水书”，成为“专业”法师的，被请去“施法”的机会络绎不绝。除此以外，红爷还是寨上做“wan ngai”的指定人选，这个意为“好日子”的法术大多集中在大年三十前几天做，用以祈祷小孩在新的一年无病无灾，身体健康。
今年春节前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一个堂哥告诉返乡的我，他请了红爷给侄女做“好日子”。凌晨一点，敬业的红爷准时敲他家的门，让一家人准备“做法”的东西：墙上要挂一件孩子的衣服，旁边再挂一张厚纸板，纸板上有红爷自己画的两匹马（当然，只有马的模样）；地上要摆两捆糯米稻谷、几个鸡蛋、腌鱼、南瓜片，每片南瓜上面都插上细竹筷，竹筷上面再用纸围住，形似树枝；还要有一捆布条，上面要有侄女当天穿着衣服的棉丝和她的头发，如果是很小的小孩要用尿布。
还有其它零星琐碎物品，当然不可缺少的，是给红爷的五十元酬金，放在盛满米饭的碗上——这些物品究竟代表什么寓意，其实红爷也说不清楚。
准备妥当，红爷就坐在地上，倒三杯酒，烧纸点香，把香插在一个装有米粒的碗里，手拿那捆布条开始念咒，咒语念过就是杀猪——要取猪肉脖子上的一圈、猪肚子上的一块方形、猪屁股的一圈、以及猪心和猪肝各一块，让红爷过目，并放在他身旁。
听人说这几块肉在以前都是要送给法师的，但现在“法师”基本不收这些猪肉，因为不好吃。
因为要杀猪，“好日子”算是过往的年岁里，大户人家和地主们表达自己身份专用的“大型法术”。宰杀之后，要把猪头、猪肚子、猪血、一只猪腿和鸡鸭一起，放在一个大锅里炖汤，再放入糯米和菜叶，弄熟了食物过后，还要请红爷来再念一遍咒语，再将这锅“吉日汤”送给寨上所有人都喝一碗，算是接受别人的祝福。
九天后的大年初七，我隔壁邻居的儿子过三岁生日，邻居早早就去骑着摩托车去镇上买了蛋糕、啤酒和糖果，回家杀鸡准备饭菜，还在微信群里“广而告之”，让寨上的人都来家里吃饭。
傍晚时，去“蹭饭”的我趁大家在里屋喝酒，出来透气，站在走廊上，看到红爷像往常一样在门前洗脚，旁边他几个孙子围在一起打游戏。
里屋传来几个侄女们“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有颇为标准的英语说“happy birthday to you”。我想起红爷曾经说过，“满月酒”和“好日子”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节日。
大概是红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小孩会盼着红爷给自己做“好日子”了，在孩子眼里，“过生日”才是最重要的、最开心的。
4
做法”并不都是沉闷的念咒，在野外的“招魂”是我小时最喜欢的“野餐”。
寨子周围是密林乱坟，早些年传说还有老虎和猴子，难免有人会在走野路时被突然看到的坟茔，或者动物吓得“掉了一下魂”，岁数大的人从小就教我说，遇到“掉魂”，要赶紧念叨：“魂儿啊，跟我回家吧。”
法师们说，人被吓到后，如果觉得后怕，那就得就地拔草打结，丢在地上，告示后人要小心。要是因为惊吓而生病，病好了过后就必须“招魂”。我们想当然以为，在哪里丢了魂就要去哪里招魂，但实际上，去哪里得由法师说得算，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和规律。
我上小学时，父亲还没有外出务工，每天和母亲早早就要去割草，我去放牛，弟弟在家烧菜做饭，除此之外，我和弟弟还要轮流去我家菜地旁边的“夯姜井”打水。去井口的小路要经过一座小山和一片小树林，山上是祖坟，小树林里还有一些稀稀落落的墓地，有人说我年幼死去的哥哥就埋在水井上面的山上，奶奶们口中的一些鬼怪传说也在那里出没。
我常常让弟弟陪我去打水，弟弟非但不肯，还经常奚落我胆小。每次我硬着头皮去打水，一路上都会提心吊胆，生怕遇到什么东西从草丛里飞出来。
在11岁小学的时候，我还是被隔壁家的狗吓到了，父亲便请红爷出手“招魂”。
红爷、父亲和我带着一只鸡、几条腌鱼、大米、锅碗瓢盆和香火纸钱到夯姜井旁边的草地上。红爷摆上三碗酒，点香烧纸，父亲拿来一只装满米粒的小碗，上面插一张二十元的钞票。红爷对着这些物品念一两分钟的咒语，像是开场白一样，意在祛除周围肮脏的东西，好让灵魂“进来”。
烧火的木柴是不能从家里带来的，我去找好了干木柴，红爷杀鸡，用纸钱抹上一点鸡血摆在地上，之后煮饭、煮鸡，一切程序和野外烧烤并没什么不同。食物熟了后，红爷把米饭和鸡肉摆在三碗酒的后面，用筷子分别往三个酒杯点一点酒，然后再甩开，用手撕下一小块鸡肉、一点点米饭丢在地上让鬼“吃贡品”，然后就开始念咒语：“ha a yi yi ……”
咒语念完，要吃掉“招魂饭”，红爷告诫我说：“不准说话！否则会吓走招来的魂！”—— 吃完饭过后还要去洗手，不能让“招魂饭”进家门，就算我们三人吃不完一只鸡，也不允许带回家。
5
亚孖附近的苗人也有很多我们没见过的“法事”。
与水族法师沉闷念咒不同，苗族的“招魂”更加活灵活现，若有法师到寨上“做法”，必定有不少人围观。
小时认识的“苗爷”就是一位苗族法师。大人说他是专门帮人看疑难杂症和凶兆预测的，能针对那些顽疾“施法”，帮人抓一些草药。实效如何并没有统计，但依旧有人愿意请他做法事，包括我伯父。
伯父家的大儿子年轻时身体虚弱，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去犁田就累得直冒汗，更不可能像别家的孩子一样外出打工。伯父带他去医院看，也问不出什么，于是请苗爷来看。
苗爷一大早就来到伯父家，我去帮伯父放牛的时候，看到他在门外的木凳子上坐着，一身苗族排排扣子的白色粗布衣，大概六十多岁的模样 —— 伯父前一天跟我说，要提前把牛放走，不能让苗爷看到他有多少牛 —— 但显然苗爷看到了。
下午我放牛回来，苗爷才开始在伯父家的大堂“做法”，伯父早就告知亲戚们苗爷来“做法”的消息，让他们从其他寨子赶过来看，我们寨子的人也想看看名声在外的苗爷如何驱鬼招魂，因此苗爷“做法”的时候，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屋里闷热异常。
苗爷用黑炭在木地板上仔细地画一个大圈，告诫大家不要进来。然后搬了一把高大的椅子坐在圈的一旁，伯父从里屋拿来一个装着米粒的小碟子，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苗爷看了一眼米粒，熟练地用苗族人头上戴的头巾盖住眼睛，两手自然地搭在膝盖上，开始发抖，口中念念有词，是我们听不懂的咒语。
过了几分钟，苗爷头歪向伯父那一边，用苗语问：“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伯父答说，他是大堂哥的父亲，要问问儿子最近被什么鬼缠身了。
苗爷又问“你儿子是什么名字？”伯父说了名字，苗爷边念咒语，边从伯父手中的碗里抓起一粒粒米用手指弹出，等米落在地上，一只脚便往地上使劲敲，口中时不时拖着长音说着“跑啊”、“走吧”……
旁人窃窃私语：“这是‘驱鬼’，之后才‘招魂’。”
又过了一会儿，苗爷突然冒出一句苗话：“爸爸，你在哪里？儿子很怕。”
话音落下，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 看起来像大堂哥的“灵魂”已经被苗爷夺走了，但显然我们都知道他人正在里屋烧开水。
不过既然苗爷已经“变身”为大堂哥了，伯父犹豫一会儿，还是应到：“别怕，爸爸在旁边！”
伯父为了测试苗爷身上的“灵魂”是不是真的是堂哥，问他：咱家里有多少只牛、猪，有多少兄弟姐妹，是否出嫁？
苗爷的回答干净利落。
这像是一台演员演技极高的话剧，虽然过了十几年，我依旧记忆深刻：苗爷借大堂哥的“灵魂”说自己小时经过龙井溪的时候遇到一条大蛇，魂在那里丢过一次，从那以后就一直虚弱；又说后来蛇被石头砸到死了，一条路过的狗吃了死蛇，现在魂在狗身上。
伯父问如何夺回儿子的魂，苗爷说：“买一只狗，在蛇容易出现的溪水旁边杀了就行了。”
这场对话差不多用了半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苗爷念咒语，最后一通咒语过后，苗爷就“醒了”，用头巾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水，再把头巾围到头上，看起来整个过程非常费力。
仪式结束，苗爷低声跟伯父说具体怎么去招魂，大家三三两两地散去。第二天，伯父叫上我父亲，和苗爷一起，带着一只狗和各种香纸去了我家溪边的一块旱田 —— 凡是要杀狗的“招魂”都不允许小孩子去。
这次“招魂”对我们小孩子的影响非常大，从那以后，我们就喜欢模仿苗爷玩“做法”的游戏，每人都喜欢扮演法师，但少有人去扮演被招魂的那个人。
6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90年代末，老家开始流行搞水电，各寨纷纷自行购买发电机。
父亲去县城到处找电动装置，后来造出了寨子里第一台水力发电机，之后又弄来了“第一台”打米机、打谷机、切菜机……
发电机发出的电电压各异（有的发电机是110V，有的是220V），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阻挡电视机的到来。寨上第一台电视机是一个伯父儿媳妇的嫁妆，乡亲们到他家看最流行的电影碟片《刘三姐》和《水仙花》的时候，身为数学老师的伯父就给大家边看边翻译。
2000 年后，寨子用上了自来水和国家统一输送的电力，几年时间里，各种家用电器陆续普及。三年后，红爷靠在家门口卖爆米花攒下的一笔钱，加上自己常年“做法”攒的一些积蓄，装了寨子里的第一部电话座机。那时候电话费挺贵，大家也不知道买这么贵的电话做什么，后来这部电话垄断亚孖的“通信业务”长达两三年，直到手机普及了才结束。
在外地打工父辈们带回来了成龙和李连杰的功夫片，也带回了 CD 机，流行音乐开始在寨子各处传唱：一个苗族学生可以在操场上唱《2002 年的第一场雪》；放牛的孩子开始学着唱堂哥最喜欢的《窗外》；《老鼠爱大米》让隔壁寨子一位名叫“大米”的年轻人出了名；《两只蝴蝶》成为在学校调戏女生的首选。年轻人不再向父辈们学习怎样唱水族歌曲——尽管那曾是父母一辈姻缘的钥匙。
2008 年，公路通到了亚孖，城里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对岸的水族寨子主导了一场“喜丧改革”：以前葬礼客人要送高礼金，丧主要回报以一只猪腿，一场葬礼下来总是入不敷出，而从这一年开始，规矩变成了“低礼金，低回报”。
渐渐的，葬礼宴席的菜肴也开始以城里人的主流菜单为主、水族传统的配菜为辅，打 2014 年寨上一户陆姓人家的奶奶去世后，再也没人做长达几天的“哭丧”了，只是在入殓之前稍微哭泣以表悼念。
十几年后，曾模仿苗爷的我们对“招魂”已经不再相信，生病找人去“驱鬼”已经是被人笑话的行为。寨上不再有人请苗族法师了，有病去医院已经成为常识，水族语言里有了个新词“shu yi”——“输液”。
被“招魂”后，大堂哥结了婚，妻子连怀了三个孩子都没等到喝“三日酒”就早夭了。伯父认为是家里祖坟的问题，“法事”做了不少，法师熬的草药汤也让大堂哥喝了不少，但没效果。
后来大堂哥夫妇辗转各个医院检查治疗，最终顺利生子，现在，若伯母身体有恙，他二话不说，直接从县城赶回来带母亲到县里面的门诊输液，伯父自然也不再张罗办什么“法事”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苗爷是四年前，那是伯父最后一次请苗爷来看伯母的背痛。苗爷依旧是精神的老样子，烟斗，白色布衣，头上围一圈藏青色头巾，穿苗族黑色的宽脚九分裤衩，一双解放鞋，只是手里多了一个诺基亚老年手机。
他听说我已经是大学生，就问我当今做什么事情做赚钱，我开玩笑说传销，他严肃地对我说：“开公司最赚钱！”他接着就说了许多自己去老板家里“做法”的事情，然后让我也去开公司赚钱。
我总觉得有些讽刺。
7
回头看来，也不是寨子里每一个法师，都能像红爷和苗爷一样获得名声和地位。
我的姨父希伯是河下游一个水族寨子里唯一一位法师，他继承父亲习来的本领，四十多岁左右就开始给寨上刚出生的孩子做“满月酒”，算是本地年龄较小的法师。
小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姨夫是一位法师，而是一直认为他是一位养殖户和锯木工人。小学暑假，父亲经常送我到希伯家，他在房子旁的水塘养鹅，每天晚上我都要和他一起去田里驱赶鹅群。
那时候没有疫苗，家禽瘟疫一到，鹅就成群地死，大人并不觉得吃病死的家禽有什么危险，伯母用酸辣椒腌制鹅肉，逢人就取出来吃。
希伯一直试图找药方阻止瘟疫：把鹅放到河边躲避瘟疫，无效；上山找一些树叶拌菜做饲料，也无效；最后他用自己的老本行，试图用法术给鹅祛除瘟疫，围着鹅圈点香火，再念一些咒语，但依旧无效。
后来，希伯终于放弃了。靠着养殖得来的本钱，希伯从县城买来锯木机，在家旁边开了个小作坊。那时候，寨上的人都认为希伯是个成功的人，有本事赚钱，有头脑学习技术，家里的子女也少惹事情，而且还是一位法师。
希伯精通一种我们称之为“yohn khah”的法术，“能调解兄弟父子不和”，从而家庭和睦。我印象里，希伯在2005年给他的大舅哥一家做过这种法术。
在那之前，大舅哥一家几乎每年三十晚上都闹事：不是老子在喝酒时骂俩儿子不孝，就是俩儿子责骂父母不会做人、到处喝酒；不是老子提砍刀追俩两儿子出门，就是俩儿子拿板凳轰父亲。一闹，家里的女人们就开始大哭大叫，一个好好的年夜饭也就泡汤了。
于是，大舅哥寻思着让希伯来做一场“yohn khah”。
希伯当时总是一身夹克和一双皮鞋，不像那些年老的法师随身带着烟斗，抽的是一块钱一盒的“男子汉”。为了显得老成，希伯戴那种老人喜欢的军帽。他到了大舅哥家后，就指点让他们张罗法事用的材料，把收集来的材料放在大堂神龛下面，鸡蛋、腌鱼、布条等一应物品都需要他一一验看，包括这种法事专用的两条狗，也要煮好了放在两旁
希伯将材料摆好，中间放了一个圆形筛子，里面放着大舅哥父子三人的头发和衣服上的棉丝，还有两块手指头大小半圆的木块。希伯就坐在筛子旁边念一些水族话的咒语，过程简单，没什么滑稽的姿势：“boo，祖先在上，吃饭啦、喝酒啦、吃肉啦”，念的过程中要先后往地板上洒一点米饭，几滴酒，一块小肉片，然后说“ha a yi yi……”念的时候拿着木块往筛子上扔，看那两只木块是交叉还是分开，最后再用筷子往酒杯里点一点。
整个过程显得有些随意，咒语念过就结束了。听老人说，木块交叉越多，说明今后父子关系越好，否则是越来越差。
8
和网络上那些做场法事收入不菲的“大师”不同，水族的法师只凭一张会念咒语的嘴吃饭，一场法事收入不过二十元，作为补偿，主人家一般会给法师摆上一桌好酒菜，而法师却不能在这种宴席上喝太多酒，否则会惹来闲话，让人们以为这“法师”就是专门寻着酒水上门做法术的，不会灵。
可希伯贪杯，这对法师来说是个大忌。
早些年，希伯也遵守这一行业默认的禁忌，那时候他的子女还未成家，还专心在锯木材的事业上，酒自然喝的少。待到 2010 年，希伯子女成家，锯木材生意也日渐没落，他嗜酒就成了常态，即使在做法事的主人家也不例外。
希伯不仅贪酒，还经常在酒桌上耍酒疯，听父亲说他曾经在酒桌上和人打赌有没有鬼、能不能捉鬼，又有一些传言说，希伯公开说自己所做的法事没用。这一切都使得希伯开始不受待见，邀请他做法事的人也渐渐减少了。
那时候，父亲还一直为希伯感到可惜，“要是他不是那么好酒，五十多岁的年纪，完全可以一直做下去”，也不会导致如今连子女都不愿回家团聚的局面。希伯也曾经跟父亲说，自己命是如此，法师这碗饭不是每个人都吃得起。
就在父亲唏嘘完希伯命运后，在 2010 年 5 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在去乡下做木工的时候倒在了工地旁边，疼得“感觉肠子肚子被刀捅了，但看不到刀”，有人打电话给了大堂哥，堂哥骑着摩托车带着父亲先到镇上，后来又坐车去了县医院，第二天做了阑尾切除。
手术过后我才赶到医院，躺在床上的父亲回过神来，不顾虚弱立刻要给我和母亲上课：“还好到医院来了，假如还像往常那样拖着一身病找法师算命招魂，那估计就完蛋了！”
这话后来他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几乎每次客人到家都说有病要到医院，几乎成为了县医院的宣传大使。他不再嫌弃“几颗眼屎大”的药粒贵了，母亲胃口不好，他也不再认为这是些鬼怪缠住肠子，而是开始给母亲买“健胃消食片”。
其实，父亲对待迷信的矛盾态度，致使我和弟弟早都不再信任法师那一套，只是碍于父辈的权威而礼貌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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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过后，务农在亚孖成为了“副业”，外出务工成为了寨上绝大多数青壮年的选择。大家新年时的问候不再是“今年你收了多少大米？”而是“今年又赚了多少？”
每家每户都有了代步的摩托车，有部分人有了私家车，家具、装修开始参考城里的房子，农村特有的细小瓦片也换成了工厂批量生产的大块瓦片，不少人不再住木房子，开始盖小楼房。大家开始注重教育，亚孖比其他寨子尤甚，孩子都送到镇上的幼儿园，然后都要到县城或镇上读小学。
但偶尔，遇到人生大事的时候，长辈们还是希望能借助鬼神的力量预知未来。
比如对于我母亲来说，算命就像是一种精神鸦片，她明知道这事有些荒唐，但凡是有大事不去请师傅算一算，又好像放不下似的。
亚孖的算命师傅不会在街上摆摊弄些“上上签”之类的道具，要算命，得去师傅家里。算命分两类，一种是给活着的人算姻缘凶吉、前途命运；还有一种是给死人算命，把死人的灵魂招回来，暂时寄在算命师傅身上，借算命师傅的嘴说死人的遗言，这种算命，人入了土后就得去师傅家里，不能等太久，久了灵魂就招不回来，算命就不准了。
无论是水族师傅还是苗族师傅，都有个规矩：不能强求师傅算，否则就算不准。师傅不在家时也不能催，否则也不准。
2012 年 7 月，我高考结束要填写志愿，父母既担心我的前途，又怕我离家后照顾不好自己，今后生什么大病。两人商量过后，母亲说要带我去算命。我当然不会相信这种事，但又按捺不住猎奇的心理，同意了。
母亲带着半斤大米和少许钱，领我去了很远的一处叫姑悠村的苗寨，找一个女算命师傅——当年爷爷去世的时候，母亲和伯母曾经来过。当我们到了师傅家时，她儿子说她在山上的菜地还没回来。
母亲有些失望，因为据说这是当地算得最准的算命师傅。但母亲又安慰我说不找这位也行，因为这个师傅算命时经常夹带很多汉话，听不懂。
母亲又带我去找另一个女师傅。我们来到一幢两层楼房前，大门紧闭，母亲让我去敲门，一个比母亲年纪稍大的女人开门了，女人看起来和我母亲没什么差别，一眼看上去就像个普通农妇，兴许刚从菜地回来，远不如红爷和苗爷那样有气场。可母亲忙上去问候，原来这就是母亲要找的算命师傅，伯母介绍的。
师傅让我和母亲坐在楼下，她上楼去拿法术道具，很快就下来了。房间有点暗，她走进过来看我，上下打量过后说，“可以开始了”。她让我坐在一旁，从神龛上拿来香纸，母亲赶紧把大米倒在她准备的小碗上，再把二十元钱折叠插进碗里。师傅点火烧纸再焚香，把香火横放在浅浅的小碗上，看起来非常随意。然后，她就把头上的头巾折叠，干净利落地盖住眼睛，念起咒语了。
女师傅念咒语的声音很大，我估计外面的人都听得到，也听得明白，一时觉得尴尬无比。叨咕了大概一两分钟后，她开始用苗话问我母亲，要看谁的命？母亲报上我的名字，女师傅就再念一两分钟咒语，再次开口说“人话”时，表示我的灵魂已经移到她身上了。
照常规，母亲先问一些基本问题，验证她是不是变成了我——我家有多少人、爷爷奶奶是否还在、家里有没有牲畜、我们家有没有人在家（当时父母在镇上务工）、我母亲和父亲在兄弟里的排位——师傅用手比划数字，然后再说出来，我惊讶于她能回答得完全正确。
之后母亲问她我命硬不硬，能活到什么时候。她回答说年轻时“我”差点死了，捡回来一条命，所以命很硬，但却不愿意透露我寿数。
母亲最后问她我今后会做些什么工作，她用食指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画画，说以后能拿笔写字。
等母亲的问题穷尽了，师傅又念了一两分钟咒语，人“醒了”，对我母亲说，“孩子没事，不用瞎操心”，然后又聊了十多分钟的家常。
回来的路上，母亲问我“准不准”，我说还行。但母亲似乎很重视师傅说的话，回去后跟父亲聊了很久。弟弟听见了，却直接跟母亲说：“那么傻，哥哥的事，别人怎么知道？算这个有什么用？”
尾声
在我算完命一个月后、去大学报到前的一天晚上，伯母带着嫂子和我去红爷家看他三儿子，老三从过年后肚子不时疼痛、到我高考过后就住了院，再到我大学开学前，医院已经拒绝接收了。我们到红爷家时，老三光着膀子躺在走廊的空床上，红爷和老伴上下忙活。
红爷忙了一会儿，坐在离老三较远的床铺上，没有说话，虽然灯光很暗，但我能看出来他两眼红肿。他时不时地抬头望下老三的床，然后拿起床边一盒盒白色的药盒看看，又放下。
他半辈子给人施法祷告，没想到对儿子病痛却无能为力。一个月过后，红爷不得不接受老三去世的事实。
现在，红爷依旧在过年的时候，重复着几十年前的法术仪式。只是大家对他的评价有所变化：早年因为生了五个儿子，他被邻里乡里认为“命硬命好”、“吉人有大福”，在三儿子病死后，大家又说，祸福相依，红爷也只是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