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中国古书的人都知道，在规劝一个人改变信仰、或者改变效忠对象时，最能打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多么难以反对的古代格言，多么善导人心的古代智慧！在中国古代，识时务者多多，不识时务者绝少——而且非愚即笨——倒未必是上述格言教诲的结果，毋宁说是本能使然。尽管如此，依托此格言，仍然有助于获得某种心理支撑。而少数不识时务者，就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不过很可能，他们最终会被认定为真正的俊杰——此中逻辑何在呢？
古之愚者
发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人，其向往俊杰之心可想而知，宁愿当愚者就颇难理解了。因此，要从史上找出几个不识时务的愚者来，真还不容易。不过，如果你真正细看历史，或许又会觉得这种人并不少见。
晁错 公元前155年，西汉的吴楚等七个诸侯国联兵叛乱，其名义是要求“清君側”。迫于压力，汉景帝将提出“削藩令”的亲信大臣晁错腰斩于长安。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人，历任太常掌故、太子舍人、御史大夫等。晁错在文景两朝对国家内外政策都有重要建言，是西汉一代最著名的政论家之一，也是汉景帝最宠信的智囊人物。他的政论《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为历代传诵，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晁错最重要的上疏，就是导致他蒙难的《削藩策》。
西汉初年，刘邦杂揉郡县制与分封制，实行一种折中的政策，废除异姓王，大封同姓王以作为朝廷的藩篱。但同姓王兼掌地方军政、民政，逐渐发展为割据势力，到景帝时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吴楚七国尤其非朝廷所能控驭，而这正是晁错深感忧虑、屡屡献策削藩的事因。
《削藩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但这种激烈的主张引发守旧大臣的恐惧与反对，就连其父亦不赞成，因惧于蒙祸而服毒自尽。晁错虽然说动景帝发出了削藩令，但激起诸侯反叛、酿成“七国之乱”以后，景帝终于顶不住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实际上，诸侯谋叛已久，“清君側”不过是一个借口；杀一个晁错岂能退兵？景帝最终还是依靠武力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屈死的晁错已不能复生了。
在帝王眼中，朝廷与诸侯的关系不过是王室的“家事”，建议削藩是风险极大的事情。一旦被指为“离间骨肉”，势必成牺牲品，即使被宠信如晁错，都不能幸免。帝王永远将王室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时势需要，“诛近臣以谢天下”这种事情，从来都不会犹豫。晁错甘冒风险，力主削藩，正表明他维护朝廷的忠贞。在一个更“识时务”的人看来，晁错未免太认真了，人家刘姓兄弟反目，你何必坚持不肯通融？刘姓的家事还可以修复，你丢了性命还能复生？
如此说来，晁错无疑是不识时务的愚者了。
李贽 中国历史上，不乏忠臣良将、博学鸿儒；而超越时代的思想家，则寥若晨星。生活在明朝后期的李贽，真可以说是中世纪漫漫长夜中的一颗明星。
李贽（1527—1602），泉州人，号卓吾，26岁中举，历任国子监博士、知府；晚年寄寓湖北麻城讲学，针砭时弊，从者数千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女性。1602年，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李贽，并焚毁其著作。他在听说要押解回籍后，乘理发之机，夺理发师的剃刀自刎身亡。
在举世尊崇儒学道统的时代，李贽可以说是最大的不识时务者，他几乎全面的离经叛道，让未脱藩篱的士人惊骇不已。他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公然以异端自居，抨击朝廷奉为正宗的程朱理学为“伪道学”，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六经》未必为圣人之言，即使是圣人之言，也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其“非圣无法”，到了令人震骇的地步。李贽甚至直接揶揄孔子。他还在12岁时即著文《老农老圃论》，批评孔子视农夫为小人的言论。他极力贬斥道学家为伪君子，“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在政治上，他主张“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认为“天之立君，本以万民”；肯定功利主义，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认为商业交易合符天理。他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尊重妇女，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的传统偏见，当然不能为世俗所容。他那些惊世骇俗的著作《藏书》、《焚书》等等，岂能不被卫道者视为洪水猛兽？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自己的启蒙思想，那么，李贽就算是第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或许不及卢梭的系统、精炼，但其大胆尖锐则毫不逊色。况且，李贽的生活年代毕竟整整早了两百年。卢梭晚年亦有诸多不幸，李贽的命运无疑更惨。就不能取悦当世、换取平安而言，他们两人都是不识时务的愚者。
今之笨伯
今人之智慧不知高出古人凡几，岂能不识时务？不识时务者，似应已绝迹。但仍然有这种笨伯在，也算是造化弄人，遂使世间无奇不有吧。
谭嗣同 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或许有点言过其实；但在 “崖山之后”确实很少出过那种形象光鲜、性格豪爽的大英雄了。不过，晚清年间的谭嗣同，却是一个这样的英雄。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生于官宦人家。他虽然只活了33岁，就如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却干了一番真正惊天动地的事业。他短短一生故事之多，可装满一部长卷，此处仅略举数条：5岁重病昏死3日后复活；10岁开始研习王夫之的著作；12岁系统学习中国典籍及数学物理等；19岁只身游历各省，考察风土，交结名士；23岁广泛阅读西方史地政治书籍；30岁在家乡组织算学社；31岁入京，交结梁启超、翁同龢等；32岁写成其主要著作《仁学》，在湖南与梁启超等主持时务学堂；33岁创建南学会、办《湘报》，被光绪征召入京，被授予四品军机章京，参与变法。
谭嗣同最后的故事极富英雄风采。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推翻变法。谭嗣同多方营救光绪，均告失败。他尚且来得及脱身，友人劝他尽快离开，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就义之前留下了脍灸人口的绝命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戊戌之际，围绕慈禧的守旧势力还如泰山，维新党人不过是一些位卑权轻的书生，与守旧派较量不过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一走了之，留得青山在，或可后图——这就是当时的时务，谭嗣同岂不识得？只是他另有选择罢了。
张闻天 今天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张闻天曾是中共的领袖（1934—1938），他在其任上的几年，全力支持毛逐步接管权力。这一点毛当时也领情，否则就不会直称张闻天为“明君”！连第一把交椅都能爽快地让出，还有比这更开明的明君吗？
但到了1959年，明君的资历就不管用了。在庐山会议上，上书言事的彭德怀，使领袖勃然大怒。当时左祸漫延全国，包括毛在内谁个不知？但由一个武人彭德怀长篇大论地说出来，引得军政大员们议论纷纷，危及领袖的颜面，那就不行了。在这个时候附和彭德怀，简直如同谋反！即使别人可以，独独前任领袖张闻天绝对不行。这个道理，那些读书少得多的高官都懂，怎么满腹经纶的大知识分子张闻天反而不懂呢？
这种不识时务，也实在难以原谅。毛确实没有原谅他；削职闲置都是小事，要命的是在文革中被流放到广西；几经哀求“乞骸骨”回原籍上海，却只准去无锡；又恳求去条件更好的地方治疗心脏病，还是不准。不久在无锡死去。当现代笨伯的下场就是如此。
李锐 不久前庆了102岁寿诞的李锐，早已成了传奇人物。他的高寿，主要还不是他个人的福气，应当说是中国人的福气：他的头脑中就装着整整一部中国现代史，他还远远讲述得不够，上天怎么能就召他回去呢？当然，李锐本人的历史也够丰富多彩，但此处来不及说它。我们仍然将关注点放在庐山会议。因为有了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李锐与庐山会议的缘分就更加分不开了。
在庐山会议上，即使在毛尚未表态之前，附和彭德怀的高官就没有几个，甚至连黄克诚、张闻天都未必算得上。原因之一是，高官们对国事普遍不敏感；原因之二是，高官们对权力关系又过分敏感，格外小心。真正谈得上一度附和过彭德怀的，是那些所谓秀才，包括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周小舟、吴冷西、李锐等。这些人与军政高官相反，恰恰对国事较敏感，而因官场经历较单纯，对权力的敏感度反而差些。加之，这些人多半或前或后当过毛的秘书，自恃能获得毛的信任，不意识到有多大风险。像李锐、田家英等，几乎还未脱年轻人那种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心，很可能一时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样，在庐山的最初日子，他们很有一番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慨，频繁地出入于包括毛、彭在内的高官住处，纵谈国事。
但在任何时候都是聪明人多、笨伯少，在庐山就更加如此。随着毛的怒气的高涨，秀才们的心里也越来越明白，他们知道毛与彭之间将不免发生什么事情，而在这种事情上，他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只有百分之百地归依主公。如果还有什么选择，那就是如何稳妥善后。在这一点上，各人就表现不一了，其详情简直够得上一幕内容丰富的舞台剧。不过此处只关注李锐一人，可以说，他是其中最大的笨伯。
秀才们在心血来潮之际，难免说过一些过头话。例如田家英对毛有三条评语：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在百年之后遭人议论。这番话被周小舟捅出，田家英顿时失色，那是大不敬罪啊。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李锐竟不加深思，挺身而出，坦承那番话是自己说的。虽然田家英暂时得救，李锐的下场就惨了。经历流放“北大荒”的苦难与秦城监狱的8年煎熬，他不仅还活着，居然还过了百岁高龄，岂不是奇迹？或许真是皇天有眼了。
如果李锐有机会重复他的经历，他会三思而行，变得更识时务，以免去那番任何人都不愿再来一遍的可怕苦难吗？很可能，他会继续选择当笨伯。当今之世，所缺少的不正是这类人吗？
奈何时务？
识时务与不识时务，智与愚，让那样多古今人士百转回肠，如何才能解脱这番纠结？
何谓时务？乃时势也；更准确地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一地（或一国、或世界）的发展趋势。因时间有长短，地域有大小，故自然有“大时势”与“小时势”之分。识得了小时势的人，未必识得了大时势；顾了大时势的人，又可能忽略了小时势。这样一来，在识别时势上智与愚的问题，就显得太复杂，岂不徒唤奈何？
然而，多少还是可以理出点头绪。
世间毕竟小人物最多。此处小人物，乃小智慧、小眼光、小气度之谓也。既然如此，不妨从小时势说起。有点小智慧，就识得了小时势。一旦把握了小时势、顺应了小时势，就能“好汉不吃眼前亏”，尽得天时地利的好处，岂不胜过那些不识小时势的愚者！汉景帝时代不肯鼓吹削藩惹祸的大臣；在孔孟之道占有压倒优势的年代不肯非议圣教的士人；在维新派毫无希望的年代不贸然追随谭嗣同的朝臣；在无人敢酹虎須的年代不学张闻天、李锐的政要……，岂不都是聪明人，他们才是识时务的俊杰啊。与他们比较，晁错、李贽、谭嗣同、张闻天、李锐要么没有看清小时势，要么太心高气傲、好高骛远，竟然没在意小时势，以致遭灾受难，在注重小时势的人看来，他们岂不都成了笨伯！称其不识时务，并不冤枉啊。
如果世间尽是如上的小人物，竟没有一个在意大时势的人，“俊杰”是多了，但这个世界也会够惨，至少挺无趣吧。幸而并非如此。每个时代都不乏那么几个“另类”，他们宁当笨伯，不做俊杰，就是要守住心中那份信仰；他们深信自己的信仰恰好合于大时势。他们纵然可能承受牺牲，但他们坚信历史将在他们一边！这种睿智、透彻与执着，难道不正是大智者、大俊杰的禀赋？难道他们不是真正的识时务的俊杰吗？
不可避免的削藩、破除孔孟之道的独断统治、晚清守旧派的最终失败、庐山“反右倾”最终被否定，都是不可阻挡的大时势。因此，晁错、李贽、谭嗣同、张闻天、李锐等人，不仅不是笨伯，而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而他们所识的时务，却非常人所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