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历史学有一个共识，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巅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在仁宗朝，就是前不久电视剧《清平乐》的主角宋仁宗。这一切与仁宗皇帝为人宽厚，不好大喜功有关，他不轻启与邻国的战争，宁愿用岁币赎买和平。这都使民间经济免受战争破坏和官府管制的影响。民间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很快。但也因为仁宗的无为而治，同样对北宋开国以来的积弊无所作为，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冗官，冗兵问题。这都和宋太祖开国的政策有关，应该说宋太祖是得国不正，通过陈桥兵变夺了后周的天下，为了收买人心，对能够操控舆论的文人士大夫阶层非常宽容，而这一阶层又是官僚的主要来源。所以官僚即便犯错也只是贬谪，很少裁撤。到了北宋后期官僚集团已经膨胀到惊人的地步，给社会经济造成沉重负担。冗兵问题，宋太祖为了稳定社会，就把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编入军队，由国家供养起来，免得在社会上闹事。看过水浒的都知道，梁山好汉们的最终归宿就是被朝廷招安，编入了官军。应该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宋朝是各个朝代中农民起义次数最少的朝代。但冗兵问题同样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并且使得北宋军队士兵素质低下，战斗力贫弱。在社会经济繁荣，边境和平的时期，这两个问题被很好的掩盖，但最终还是爆雷了，造成了靖康之变。
宋仁宗虽然是无为而治，但也称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对北宋王朝的这两个长期以来形成的问题还是有认识的，也想做出改变，于是任命了名臣范仲淹发动“庆历新政”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加强对官僚的考核，对不合格的官僚进行裁撤，缩减官僚集团规模，减轻财政压力。但改革很快就受到官僚集团的一致抵制，范仲淹也被他们攻击弹劾，仁宗皇帝为了不造成大的政局动荡，只得将范仲淹贬官，改革无果而终。到了宋神宗，他是个年轻的皇帝，想有一番作为，再次启动改革，这次的改革就是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不同，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不是裁减冗官，减轻财政负担，而是让官府加入到市场活动中，调控经济，最终目的是扩大财政收入，这样就避免了来自官僚集团的阻力。他的想法和如今的经济学主流的凯恩斯主义，或者我们常听到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很相似。不过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市场活动的干扰，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是对财富创造积极性的打压。很快王安石的变法就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有道德感的大臣反对，指出这些改革措施其实是在与民争利。王安石的处置方式则不是以理服人（司马光说的确实有理，理不在王安石这边），而是组织党羽，打击报复。开启了北宋官场的党争时代，支持王安石的是新党，支持司马光的是旧党，双方互相倾轧，直到靖康之变来临。而且在两党斗争中，双方也各自极端化，新党成了一批不择手段，从民间刮地皮给皇帝找钱的能手，旧党就成了一批整天唱高调，只会道德说教，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的人。这一堆乱麻就到了宋徽宗手上，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画家，爱好广泛，技艺高超，唯独对解决这些治国难题不感兴趣，而且他的爱好本身就花费不菲，比如建筑园林。所以他更亲近蔡京这样的新党理财能手。就这样在一派繁华似锦的表象之下北宋王朝的固有矛盾：冗官造成社会不堪重负，徽宗的奢侈更是雪上加霜，军队战斗力低下，对外战争很难取胜，党争造成决策摇摆不定，已经无法解决，只能等待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