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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不同门类知识的时候，我总感觉，知识之间能够相互支撑、解释、融合，这是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比如今天的文章，尝试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和中央集权的关系。
摘要：科斯定理；交易费用；儒家；中央集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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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所谓“修齐治平”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已经听惯了这样的教导，但是你真的没有起过一丝疑惑么，“齐家”和“治国”真的是递进关系么，那国家领导的必修课岂不该是育儿经和婆媳关系处理？当然不是，这就要说到儒家的出身和背景。
周天子治下的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我们都知道，封（分封土地）建（建立诸侯国）社会。天下诸侯，与天子同姓的，都是叔侄关系，异性的都是甥舅关系，诸侯再往下也是类似，这宗法社会，天下本就是一家，儒家学说就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从上到下，每一个家庭内部高度自治，家庭之内遍布繁文缛节。
《左传》有这样一段记载：蔡国为国君蔡平公举行葬礼，新继位的太子朱在葬礼仪式上站错了位置，站到了一个较为靠后的位置上。鲁国派去参加葬礼的大夫回国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鲁国贤人叔孙昭子，昭子叹着气说：“蔡国大概要灭亡了吧。就算不亡国，这个新国君也一定不得善终。《诗经》讲：‘不解（xiè）于位，民之攸墍（xì）’，这位新任国君刚刚即位就站到卑位上，看来是保不住他的君位了。”
杜预为《左传》作注，说所谓太子朱站到卑位，是不以嫡庶排序而以长幼排序的结果，让庶兄站在了自己的前边。但嫡庶之分是周礼的一大核心，再复杂的繁文缛节也必须保证全程不出任何闪失。所以你看，儒家学问最难学的既不是《论语》的“仁”，也不是《孟子》的“义”，不是任何高大上的政治哲学理念，而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繁琐到无以复加、令人生畏的仪节。这样的环境之下，管好一个贵族之家，不亚于治理一个小国，你能“齐家”，离“治国”也就算太不远了。
02 所谓“核心矛盾”
可儒家学说，一旦走出了宗法小社会、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大社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离开大家庭的社会背景，“修齐治平”就没了着落，旧理论和新社会越来越不合拍，于是我们会看到有三种情形贯穿秦汉到明清的历史：一是不断有儒家学者号召恢复封建制，引起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二是儒家学者会做出另外一种努力，把旧理论重新解读，让它适应新的社会格局；三是即便有哪位皇帝真想以儒家学说治理天下，最后也不得不外儒内法。周礼为什么始终无法复兴，孔子的学说为什么始终碰壁，儒家学说推行起来为什么总会变成外儒内法……
这让我们感觉到，儒学和中央集权之间，有着一种深刻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绵延千年之后，依然还在我们身边......
今天的居民小区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业主对物业公司有各种不满，但各种维权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
几千、上万人的小区总是斗不过几十人的物业公司，无论从人数对比还是从人员素质的对比上看，似乎都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但仔细想想，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以无组织的一盘散沙抗衡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小集体，人数是不如组织化程度给力的，一个不超过十人的黑社会帮派可以轻松控制好几个人口稠密的街区，一个规模不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可以统治一个广土众民的泱泱帝国，这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再想想看，如果小区里住的不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而是从老家集体迁移过来的一个庞大宗族，物业还有什么议价能力可谈？
孔子一生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周礼，那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而中央集权的帝王要做的，却是“编户齐名”。“编户”是一种户籍制度，从此你不再是某个大家族里的一员，而是王朝里的一个居民，你要效忠的不再是你的主君，而是天下人的皇帝，宗法大家族被打成一盘散沙，一个大帝国才能变成了一架高效的机器。
但可是，人数不如组织化程度给力，是个什么道理？
03 所谓“科斯定理”
我们先穿越到欧洲，来思考这样一个真实案例。
从前火车都是烧煤的，烧煤就会喷出火星。这时候，一辆火车经过一块铁路边上的农地时，喷出的火星点着了堆放在农地里的700吨亚麻。农地和亚麻都是农夫的，你觉得火车公司要不要赔偿？
当然要赔偿，火车伤害到了农夫，怎么能不赔。当时大部分的法官都认为铁路应该赔偿农夫。
这个案例看上去显然是火车公司在伤害农夫。但大经济学家科斯有个观点，伤害都是交互式的，本质其实是在竞争同一种资源。农夫认为火车公司损害了他的利益，而反过来火车公司也可以认为农夫妨碍了火车的运行。他们争论的本质，不过是在争夺靠近铁路边上的农田。那问题来了，这个资源到底该归谁所有？前面说了，地是农夫的呀！
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下。想想看，要怎样避免这个悲剧。倒也不是没有办法，比如改造火车，不让它喷火星；比如铁路沿线筑起高墙，阻止火星喷到农田；比如，火车公司买下铁路沿线火星能飘到的所有农田；比如让火车改道......可是，在火车身上打的这些主意，成本都非常高。如果我们假设，火车公司、农田和亚麻都同属于一个人，那结果会怎样？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亚麻往后放一些，放到火星挨不着的地方，因为这是避免伤害，成本最低的方法。
当时就有一位叫霍尔姆斯的法官，在判词旁边写了一个个人意见。他说：“虽然我们都认为铁路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铁路跟农夫的总收入总产出不能够达到最大的话，那么农夫可能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个想法，科斯说铁路烧着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因为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担当更大的责任。如果这样来分摊责任的话，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达到最小。
这样的话，资源不论目前在谁手上，不论占有者的人数有多少，它最终都会流向对它利用价值最大的地方。你看，资源应该是谁的是一个问题，最终流向谁却是另一个问题。所以，钻石总会经过矿工的手，最终流向白富美的配饰，因为白富美对钻石的利用价值大过矿工。这就是科斯定理。
04 所谓“交易费用”
可但是，科斯定理是有前提的！
我们之前在火车和亚麻的案例中做过一个假设，假定火车、农田、亚麻归一人所有，这样事情权衡起来就会非常方便，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火车公司和农夫之间协商起来，可比这麻烦多了，这个麻烦，在经济学中叫做“交易费用”。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对“交易费用”做过一个非常广义的定义：那些在一人社会无，而多人社会有的，都叫做交易费用。我觉得，这个交易费用类似物理学中“摩擦力”或者“空气阻力”的概念，它把科斯定理这个“理想状态”隔在了现实之外。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资源的最优配置已经非常明显了，政府是应该进来插一手的，政府应该利用一些强制力来抵消这个交易费用，让资源得以合理配置。这也是为什么制度、风俗、习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这写含义中本身就包含着效率、包含着降低社会总成本、包含着降低交易费用，可以说，它们是所有权利和责任的初始界定。
05 孔子的理想
因为一盘散沙的业主之间，交易费用极高，所以他们在物业公司面前，总是显得那么力不从心；倘若是从老家迁徙而来的超大家族，这内部的交易费用就变得极低，足以让物业公司予取予求，这是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接时的天然优势。战国之后的中央集权政府可以如彼强大，他们“编户齐名”，打碎民间组织、打散血缘纽带的做法，不就是一种提高被统治者之间交易费用的做法么。
当一个社会整体的交易费用极低的时候，资源的分配就不是问题，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曾经周天子治下的宗法社会，给过孔子这个希望，他毕生的政治理想——恢复周礼制度——不就是在试图创造一个能被科斯定理完美嵌套的理想世界么？
2010 年科斯一百岁。那一年，他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他说，中国人口多，你们经济学家在中国形成的影响要比在别的国家大许多。他还说，中国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完全成型，还没有完全僵化，所以还有希望，不像西方，用了大量的数学，走上了僵化的道路。事实上，科斯总是拒绝表述科斯定理，科斯定理的内容是大家按照科斯的意思总结出来的。他对在座经济学家有一个忠告：要关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黑板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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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参考
[1]熊逸.熊逸书院.1.3期,1.5期.
[2]薛兆丰.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第 22 讲,第 23 讲,第 25 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