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桌面上堆放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正在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左边放着三星手机、一个黑色盒子里装着我平时使用的近视眼镜，眼镜盒前面站着一捆卫生纸，在眼镜盒与卫生纸之间，躺着一根血一样的红领巾。电脑上还插着一根白色的多接头数据线。在电脑的右边，有鼠标垫和鼠标，鼠标垫的右边，是一堆书籍，十多本书歪歪斜斜的堆成一垛，《寻找斯宾诺莎》仿佛要从书垛中掉出来，而最上面的《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的白色封面高高的张开，随着桌子的摇晃，微微的煽动；在这垛书的前面是我儿子的课本和作业本，胡乱的躺在桌面上，下面还压着我的两个眼镜盒。我的儿子坐在我的对面正在构思作文。
这就是我桌子上的情况。一眼就可以看出，桌子上的东西没有任何条理，没有分类，没有秩序，也没有整理。三个眼镜盒，一个放在左边，两个放在右边。左边的的眼镜盒在手机的前面，紧挨着手机；而右边的两个眼镜盒则被儿子的课本和作业本压着，只有一部分露出来。
突然手机响了，我左手顺手拿起手机，接了电话；如果我要出门，或者有人来了，需要戴上眼镜，我可以顺手拿起眼镜盒拿出眼镜，一切都很“顺手”，都很自然，毫不费力。我右边的书籍虽然看起来很乱，但是我查找资料很方便。
美国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完美的混乱》，一反正统的观念，指出“混乱”——也就是“无序”——也有正面的价值，甚至有很重要的作用。有一个例子，说的是青霉素的发现就完全归功于科学家弗莱明混乱的实验室。如果弗莱明的实验室井然有序，就不会出现污染的细菌，没有污染的细菌，就不会出现青霉素，也就没有弗莱明的发现了。
人们已经习惯了秩序。习惯了秩序带来的好处：整齐、美观，爽心悦目；找东西容易，在固定的地方去就可以找到。小时候，父亲经常教导：在哪儿拿的东西，就要放回那儿。这样，下一次需要的时候，就不会花时间到处寻找了。放东西如此，交通管理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也无不如此。农民在土地上劳作，工人在工厂里上班，公务员在机关工作，学生在学校上课，等等。有一个组织或机构协调这些部门或人员，大家分工合作，步调一致，社会和谐运转，一片祥和。但是，秩序不过是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无数个相同的瞬间构成永远不变的时间序列。每一个瞬间都是一模一样的，可以预测的，因而是可以控制的。秩序意味着控制，意味着僵死，也意味着危机。
说秩序意味着危机，有人可能不理解。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是初中物理学中提到的“共振”现象。当物体的振动频率相同的时候，就会发生共振：震动的幅度呈指数级增大。教科书中说：一队士兵过桥不能齐步走，必须散步，就是害怕共振把桥震断。这里，齐步走就是一种有序，一种秩序；当大家齐步走的时候，步伐一致，一旦步伐的频率与大桥固有的频率相同，就会发生共振。共振的力量会顷刻之间让大桥垮塌。即使步伐的频率与大桥固有的频率不一致，由于齐步走产生的“一致”行为，也会产生巨大的力量震动大桥，威胁到大桥的安全。散步走的时候，每个人走动的频率不一样，也就是处于“无序”状态，走动的能量在不同频率中相互抵消，震动的力量就大大减小，震断大桥的危险就大大降低了。另一个例子可以拿股票市场看看。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追求秩序可以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股市有数千万股民，他们买进卖出的频率是不同的；买卖的股票也是不同的。这时候的股市应该是混乱的、无序的、也是一切正常的：股市的变化是所有股民行为的函数，每一个股民以自己的方式和影响力影响股市。换言之，股市是所有股民无序行为的综合表现。当然，股民的个体行为是理性行为，是可以预测的行为，但数千万股民的理性行为的综合表现却不一定是理性的行为，因此，股票市场是无法预测的。当某一个扰动因素出现，会影响一部分股民的行为，甚至因为机缘巧合，相当一部分的股民采取相同或相似的行为，股市立即就会出现大的波动，突然的拉升或突然的下滑。这个“扰动因素”可以是无意识的股民行为，也可以是有意识的外部引导。这样就会产生不少人的“一致行动”。这个“一致行动”显然是有序行为，是一种秩序。在股市中，一旦出现某种秩序，就意味着出现大的波动。这种“一致行动”如果达到了一定规模，它选择入市，股市指数就会上升，相反，就会下降。中国股市经常有政府的引导，或者故意放出利好消息、或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托市、或者基金受意入场救市，等等。这些因素大面积影响股民的行为，形成一种“一致行动”，这就造成了股市的大幅波动。这种因为引导而形成的“一致行动”，就是一种秩序。正是这种秩序造成了股市的危机。有时这是政府的意愿：政府不希望看到股市不振或者不希望看到中产阶级壮大。这也告诉我们：如何形成一种秩序（一致行动），正是控制股市的法宝。同样的道理，正因为这种秩序，也造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危机。正是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比如，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税制改革、或者去产能、包括固定汇率，造成市场经济中一定规模的“一致行动”，必然造成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直到出现经济危机。
事实上，有序意味着死亡。从象征意义上讲，一种有序的生活其实是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一种可以预期、毫无惊喜和新意的生活，这种生活就跟死亡一样。一个社会，过分强调秩序，虽然不会出现异常的情况，便于管理和控制，但这个社会必然是“死水一潭”。有人感叹中国社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因为所谓“管”，就是追求秩序，已有了秩序，社会就死了；所谓“乱”，是中国人对无序的称呼，从中也可以看出对“无序”的恐惧。大家都习惯于在秩序中生活了，觉得事事都有政府做主，你突然“放手”，不管大家了，那自然就“乱了”。但若真的不管，“乱”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一种无序中的“平衡”，就会慢慢的平静下来。可是中国人往往一看“乱了”，就慌了神，还没等到它平静下来，就已经强行“管制”起来了。所以，中国人从来没有自治的机会。
在这个世界上，秩序是不可能自动出现的，它需要外在的力量。我们都知道金属中的自由电子是杂乱无序的，它们在各个方向上运动，因此不会有电流产生。必须给它施加一个外力（电压），让金属中的自由电子都向一个方向运动，电流就产生了。在人类社会中，如果要追求秩序，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政府），这个机构的权力大到可以控制每个人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可惜，这样形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专制社会。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凡是追求秩序的国家必定是专制国家。因为秩序需要强力来保障。当强力不足以保障秩序的时候，社会危机就来了。
而无序状态——无数的自治行为（并非协商一致的行动）是可以避免危机的。可惜没人相信这一点。人们天生喜欢有序，讨厌无序。
民主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不干涉个体生活（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的自治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无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行承担。由于每个个体的需要不同，决策不同，行为也就不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就不会形成“一致行动”，不会造成社会危机。所有的游行示威、集会，都是“一致行动”的有序行为。但在民主社会里，由于任何人都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可以有许多不一样的“一致行动”。如果把每一个“一致行动”当成一个整体来看，这些不同的“一致行动”也是无序的，也是相互抵消的。所以，它对社会的破坏力就比在专制社会中要小得多。
我桌面上那么混乱，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那些书籍放回到书架上去？要不要把眼镜盒放回抽屉里去？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在书架与桌子之间来来往往。这样，我在书架与桌子之间，做了多少无用功？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我无法做出准确的回答。但我知道：我会感到非常不爽，非常不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