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独立，是自由、平等的前提。有了自由、平等，才会追求权利、民主。
人格独立在西方不是问题，但在中国，却是一个大问题。西方社会，自远古时候起，就是一个个体独立的社会。你看看柏拉图的著作，那里面的人物，个个都是独立自主的，几乎没有人会受到父母的约束，或者必须依赖父母。当然，奴隶除外。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同一阶层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希腊社会已经是个体社会了，那么再往前推，在荷马时代，在他的两部史诗中表现出来的人神共处的社会，虽然父母可以随意处置子女（阿伽门农拿他的女儿祭神），但是子女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有时不惜杀死父母。伊阿宋就可以离开父母、离开自己的家到处乱跑，寻找金羊毛。我说这些，是想说明西方人似乎一开始就是个体独立的。这是为什么呢？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分析，很可能是环境的因素造成古希腊人的独立品格。古希腊的农业很不发达，多山地，土壤贫瘠，出产不多，不能养活一家人。另一方面，地中海海上贸易发达，古希腊人都会做海上贸易。贸易活动的特点决定了古希腊人的人格独立。首先，贸易活动不需要农耕活动那样多的劳力，十数个人、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出门做生意；其次，贸易结算最后总是以个体为单位进行结算，这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个体意识；再次，贸易活动必然产生人员交流，促进人口流动，这种流动是小规模的流动，不像战争、种族迁徙那样大规模的动荡，是一种和平交流，最终形成不同种族杂居的局面。杂居现象对个体独立、对民主制度都有重要影响；最后，财富是以个人占有而不是以家庭占有的方式传承的。这一点也很重要。父亲的财富没有子女的份，子女的财富当然也没有父亲的份。正是这些事实造成了古希腊人的人格独立。
由于古希腊人的独立精神，通过希腊化时期，流布到整个欧洲，更由于基督教的作用，人格独立得到进一步强化，即使在中世纪，人格独立也没有退化，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二十世纪，由于人权得到法律确认，人格独立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成为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法制的基础。
在中国，情况就大不同了。早在商周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就已经初具规模，到了周朝，进一步强化了宗法制度，加强了血缘关系，规定了以身份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周礼），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式强化了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制度就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国家制度。整个国家，一层依附一层，庶民依附乡绅，乡绅依附里正，里正依附县令，最后，所有人依附一个人，那就是皇帝。
这种依附关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宗法制度得到统治者的认同和强化，不仅没有丝毫减弱，反而得到了强化，到了毛泽东时期，达到史无前例的巅峰。通过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剥夺了私有财产和私有企业，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必须由国家“安排”工作，就是农民，也是集体劳动，集体生产，集体收获，个人没有一个生产和生活资料，必须依靠集体或国家分配。这样一来，所有人必须依附于国家、集体这张皮上。毛主席说：“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意思就是说党控制一切，所有人都必须依附在党的身上。个体独立完全丧失，一点没有。
一旦依附于人，就意味着个体的需要必须由别人提供。而别人提供需要，控制权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如果你让他不高兴，他就可以找个理由不给你提供你需要的食物或其他资源，有时甚至理由都用不着寻找，直接性的不给你，你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只好屈服，乖乖的听命于他。这就是毛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毛有更高尚的意图：他要带领全国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让全国人民尽早过上“按需分配”的幸福日子。但事实是：国家一贫如洗，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群众的觉悟不高，要实现共产主义，只能由一部分先进的人领导全国人民进入共产主义。而具体手段就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国家掌握一切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一来，个体独立这样的大事，根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甚至是与共产主义完全矛盾的事情，所以，绝对不能给个体独立留下一点点空间。个人生活的任何方面，都必须由国家控制。个人自由没有了，个人平等没有了。
现在的毛左认为，根本就不需要个体独立。为什么要独立？被国家养起来，不是很好么？自己什么都不操心，不是很好么？没有竞争，没有压力，不是很好么？尤其是没有差别，要穷大家穷，没有羡慕嫉妒恨，不是很好么？问题是，如果全人类都是如此，那也没什么说的。可是在我们的世界之外，人家不是这样：他们在竞争，在合作，在进步，财富很丰富，生活很舒适，而我们在圈养中退化、落后。这是要自行退出人类历史舞台的节奏吗？其实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就主张，共产主义只能在全球同时实现。只是因为列宁急功近利，急吼吼的要夺权，才提出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理论。
事实证明，没有个体的人格独立，就不会有自由、平等、公平和正义。因为，只有人格独立的人，才会保护自己的权益，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会批评、监督政府；为了更有效的批评监督政府，才会要求制度化，把自己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为了不被政府利用强权迫害自己，才规定了批评和监督的豁免权（言论自由），最终促成了民主社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