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www.freeoplus.com/posts/907ab7f9/ ，有删节。关于言论自由，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文中的观点，等有空再另写一写自己瞎琢磨的一些想法。
首先让我强调，本文讨论的是根据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哲学，关于言论自由的法律「应当」是怎样，而非描述现时的实际法律是怎样，故不应被视作法律意见。
假如一天你回到家，发现有个不速之客闯进了你的客厅，在发表一个政治演说，你赶他走，他说你在剥夺他的言论自由，那么你一定觉得他是个疯子。然而，不少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正跟这个闯进你家中的人类似。
言论自由就是私有产权
其实，言论自由不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只是「私有产权」这个一般概念的其中一种体现。基于私有产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契约自由），一个人有权用他自己的纸和笔来写任何东西、有权在自己家中说任何东西、有权跟印刷商签订合约，出版任何东西、有权焚烧自己的国旗形布匹、有权撕烂自己的《可兰经》，等等等等。这就是他的「自由」。
另一方面，他无权强征别人的纸和笔来写任何东西，无权强闯别人家中说任何东西，无权强迫印刷商帮他出版任何东西。当年查良镛先生的名言「新闻自由是老板的自由」，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不否认一家媒体内部运作上的编采自主是件好事，但这不应属于政府管制的范围。「什么是好的」和「法律应该规定什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政府规定所有传媒内部都必须有编采自主，反而是违反了传媒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契约自由。同样地，如果政府规定任何传媒必须「中立持平」，也是违反了老板自由使用自己财产的权利。反之，只要每个人都有权集资办报，不受政府任何压力和干预，则在政治哲学上已符合言论自由的要求。
除了在传媒业外，契约自由也可用以厘清其他公司内部的言论自由问题。有人投诉僱主不准他在工作时戴黄丝带，是剥夺他的言论自由。其实僱主有权在僱佣合约中禁止员工戴黄丝带，也有权要求员工一定要戴黄丝带（如果合约没有写明则另当别论），人们也可拒绝受聘，政府不应干预。当然，僱主一般不会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否则会流失员工，或需支付更高工资才可留住员工，对僱主不利。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社交网站根据其使用守则中订明的酌情权而删除任何言论，在政治哲学上是没有违反用户的言论自由的。（当然，这项决定的优劣可以辩论。）因为网站是其老板开的，用户注册时已同意了使用守则。我甚至可以开一个网站，只容许用户输入「A」这个字母，不喜欢的话可以不用这个网站。然而，如果网站是因政府的压力或干预而限制言论，那么政府便侵犯了网站老板的私有产权，也间接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
频谱、土地私有化可解决争议
以上解决了关于私有财产的情况，那么如果牵涉公有财产又怎样处理呢？现时的广播频谱由政府管理，政府靠征税来经营这些资源，即是强迫人们资助一切凭借这些资源而发表的言论，包括他们反对的言论。汤玛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谈到这种状况时说：“To compel a man to furnish contributions of mone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opinions which he disbelieves and abhors is sinful and tyrannical.”〖意为：强迫一个人提供金钱，来传播他不相信和憎恶的观点，是有罪和暴虐的。〗
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取消牌照制度，把频谱私有化，容许自由买卖，广播的内容亦不应受「中立持平」要求或任何其他规则的约束。有人问：广播内容偏颇怎么办？其实，「公平」的意义不在于每句话都公平，不在于每个节目都公平，甚至不在于每个频道都公平，而在于不同立场的人都可各尽所能地发表意见，不受武力干扰。无论如何，我们要的不是「言论公平」，而是「言论自由」。自由的社会，自会百家争鸣。
值得注意的是，现时的街道都是政府土地，不少场地也是公营设施，这些情况本身已侵犯了私有产权。〖可参见拙作《何谓自由意志主义？》。任何人都有权对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和频谱）进行原初占取（homesteading）。如果政府把人们占取了的资源充公，以及禁止人们继续占取，便是违反了他们的私有产权。〗如果把土地和设施私有化〖关于街道私有化，可参阅 Walter Block 的 The Privatization of Roads and Highways 一书。除可解决各种争议外，书中亦提到街道私有化的其他好处，例如促进道路安全，减少车祸伤亡〗，市场力量会促使私营地方的业主制订相应的言行规则，例如私营公园为免流失顾客，不会禁止说话，但可能会禁止大声播音乐，也可能有另一些私营公园专门吸纳喜欢大声播音乐的顾客。此外，人们自愿结社时，亦可用契约订立该群体的言行守则，违者可被赶走。
关于限制言论自由的一个普遍误解，源于 1919 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著名论断：一个观众无权在拥挤的剧院内失实地大叫「火警！」，因为这会引起混乱，造成「明显且现实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自由意志主义者同意他的结论，却不同意他的理由。事实上，只要严格执行私有产权，已可解决这个问题：观众买票时，是向剧院的老板购买了入场观剧的权利，但不包括在观剧期间随意大叫的权利。观众不守规矩，是违反了他跟老板之间的合约，侵犯老板的产权。〖其实，如果观众因失实地大叫「火警！」而导致别人在混乱中伤亡，除了剧院的老板可告他违约外，他亦需因该等伤亡而负上进一步法律责任〗因此，观众不但无权失实地大叫「火警！」，也无权大叫「这套电影真好看啊！」── 尽管后者并不会造成「明显且现实的危险」。
知识产权侵犯产权
接着，让我们看看知识产权的问题，包括版权、商标、专利，以及商业秘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深受 Stephan Kinsella 的《反对知识产权》（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一书影响。虽然 Kinsella 本身是个知识产权律师，但他认为一切知识产权都是不正当、不应存在的。（事实上，有一些反对知识产权的人士和公司，会故意申请知识产权，甚至打官司以赢取知识产权，然后不用知识产权去告别人。通过防止知识产权落入那些会告别人的人手中，他们是在保护大众的言论自由。）
以专利为例，有人以为如果一个人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发明了一个产品，便应得到专利的回报。然而，人类之所以需要产权，是为了避免冲突，因为同一件实物在同一时间只可由一人控制。但一个思想（idea）在同一时间可供多于一人使用，所以思想不应具备产权。事实上，知识产权就是侵犯别人真正的产权，因为它禁止别人以某些方式使用自己的财产（例如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申请了专利，我便不可用自己的材料制造那种机器）。
再者，如果尝试实施知识产权，会遇到两个「连续统问题」（continuum problems）。第一，知识产权的有效期应该多长？这个界线必然是人为、任意（arbitrary）的，于是便会出现以下的荒谬情况：某项知识产权在这一秒还有效，下一秒却突然无效，即在瞬间发生了质变。第二，知识产权的范围也会有模糊界线和灰色地带。显然，不可能所有思想都具备知识产权，否则我们便要像昔日信奉无限知识产权的 Andrew Joseph Galambos 教授，每说一次「liberty」这个字都把一个五分硬币投进箱子，因为他认为 Thomas Paine 是「liberty」这个概念的「发明者」，自己要付版权费给他的子孙！
知识产权未必利多于弊
在 《反对知识产权》这本书中，Kinsella 也讨论了知识产权的一些实际效果。虽然知识产权可保障创作者的利益，增加创作动力，但也会使他们可长期坐享一项创作的垄断收益，减少继续创新的动力。两个因素相抵下，知识产权对创作动力的总效果并不确定。纵观历史，人类文明在长期没有知识产权下仍能百花齐放，而今日也有一些产业，例如餐厅菜式的专利制度形同虚设，但却不断推陈出新。此外，由于只有较应用性的发明才能申请专利，基础科学理论（例如相对论）则不能，所以知识产权制度会使人们更倾向做应用研究而非理论研究，减少因基础理论突破所导致的科学飞跃。
既然知识产权是不正当的，创作者保障自己利益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出售产品时要求买家签订一个合约，承诺不抄袭。但这些合约是不能约束第三者的：如果 A 君买 B 君的书时签约承诺不抄袭，然后 A 君在街上掉了这本书，被 C 君拾去影印出售，B 君是不能控告 C 君的。
言论自由的两个限制
只要是使用自己的财产，以及跟别人自愿签约，则言论自由只应有两个限制，就是不得向别人作出武力威胁和诈骗。〖为何诈骗和武力威胁乃违反「不侵略原则」，我在《何谓自由意志主义？》的第三段有所阐释。〗例如我跟你说：「你不给我 100 元，我就拿刀斩你！」这便不属于言论自由，而是假藉武力夺取你的财产，应受惩罚。
又如果我抄袭 LV 的商标卖假手袋，讲明是假货便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令顾客以为我的手袋真的是 LV， 并基于这项误解而购买我的手袋，那么我便诈骗了顾客的金钱，应该受罚。然而，这不是知识产权的问题。任何形式的诈骗（例如我扮 LV 员工打电话骗钱，不涉及知识产权）都是有罪的。
除了不可诈骗和作武力威胁，任何人都有权用自己的财产发表任何言论。因此，我反对任何确立或增加知识产权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