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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后来我的主编师姐，是在钱钢老师和陈婉莹院长组的一个宵夜饭局里。那是2013年秋天，我刚刚去港大念研究生，主要是为了能上钱老师的课。
钱老师的课在Eliot Hall 221室，教室小，一开始人也不多。有一次钱老师讲完反右前的新闻史，到了提问时间，我羞涩地问了问题，内容是：
“大鸣大放是毛在1956年就提出来了，但这一年党内反对也不少，知识界更是无人响应。费孝通直到1957年初，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篇文章，表达了对‘大鸣大放’被打击报复的担忧。联系到1955年刚刚发生的‘胡风事件’，我还是不明白为何有了这么多次教训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敢出来提那么多的建议？”
钱老师听完并未直接回答，而是问，“思聪，你是应届生吗？”我回答是。然后他说，“很了不得，很了不得。”
钱老师很仔细地回答了问题。然而当时，我完全沉浸在这连续两句“很了不得”的夸赞之中，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此生得到的最大肯定。事实上，日后的经验证明我和这四个字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在那个夜晚，我有一瞬间会觉得自己真的可以了不得。
那天晚上课后，钱老师问我是否想去一起吃宵夜，“有陈婉莹教授，你的师姐，洁平也会来”。
“洁平是我师姐？他不是男的吗？”我心想，但立即答应了，因为终于可以见到又一位“我读着你的文章长大”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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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在一家粤式酒家，桌上坐了许多大咖，我紧张不安地坐在钱老师旁边。好在我身边还有另一个同班同学，就是现在PingWest做主笔的刘鹏，我们俩面面相觑，知道对方都很紧张，又兴奋异常。
钱老师给洁平介绍我，说，“这位是思聪（当年王公子还没那么火），他有个新闻笔记的公号，都有2000多订阅量了……”
我一下子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说，“其实有4000多了……”
洁平低着头，在她那个碎了屏的iPhone4s上打字。后来我与她相熟很久后，才惊觉，她无论怎么换手机，屏幕永远都是碎的。我每次都提醒她，“你其实可以换一块屏幕诶……”她总回答，“啊，原来可以换屏幕啊。”后来说的次数多了，我也就不再提这事儿。我有强迫症，尽量不去注意这件事就好。
在我们认识的那一刻，她抬起头来，“哦，思聪啊，我看过你写的东西，你好！”洁平当时在香港《号外》杂志担任副主编，完全看不出来。那晚主编张铁志也来了。我印象中的主编应该就是张铁志那样，而不是张洁平这样。
当天饭后，我加了洁平的微信，也试图加她当时的男朋友、后来的先生朱老师的微信。但朱老师不用微信、也不用Facebook。所以迄今为止，我也不清楚一件事，后来朱老师总以段子的形式出现在洁平朋友圈和FB上这件事，朱老师自己知不知道。
后来朱老师出版了一本历史著作《梁思成和他的时代》，我很难想象那是一个建筑系教授的手笔，但细想，似乎也只有建筑系教授能够写这样的历史类题材了。
那晚是我第一次认识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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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了她曾经供职五年的老牌新闻杂志《亚洲周刊》实习，认识了我第一份工作的伯乐总编辑邱立本先生，也认识了后来的同事，与她就几乎没有现实交集了。
但在线上，我在朋友圈转过她写给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长报道《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她也转过我的习作《1962：进击的明报》。
当时洁平已经准备写香港，因此在朋友圈有时会上传一些香港学者著作的图片。
我看到后，也把这些书或从图书馆借来，或者买来看了，渐渐将一些历史脉络引进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也对每天生活的这座狭小、迅速、不安的城市有了不一样的体察。逐渐地，我开始能感受到它浓郁的焦虑，看见它身处的历史坐标。
只在研究生将要毕业时，我问过洁平，是留在香港还是回到北京。她的答案比较开放，不像钱老师那般肯定。钱老师的意思是，能够留下来感受新闻自由是什么样子，就应该留下来。
这些年，也逐渐有一些学妹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其实不知如何回答。后来离开香港回北京时，我在《深渊者笔记》那篇记者手记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飘零的自由人和笨拙的寓言家之间，任何选择都是错的。”
我不知道为何从来没有学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我忘记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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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后，我继续在《亚洲周刊》实习，很快写了两个封面报道，数个长报道，还有一些评论，我想大概是因为写的范围广、写作速度快，很好用，我也就顺理成章留了下来。
因为感念总编邱立本的知遇之恩，我那时心想，在这家杂志至少当上四年记者，然后再去念书，接受更科班的学术训练。
然而事与愿违，尽管我素来觉得自己比许多人幸运，却也不可能有超越时代的运气。2014年的香港正在经历巨大动荡。眼看对立双方都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时，我感到巨大恐慌，也和供职的媒体矛盾愈来愈多。在价值观、目标、路径、法律、制度、反事实演绎这些可以广泛讨论的议题，大家都已经来不及讨论了。所有人都在失去耐性，包括媒体本身，只有立场才是一切。
到2014年底，我已有好几篇稿子发不出来。刚刚花费巨大功夫写出来的殷海光逝世45周年的封面报道，又被删改得面目全非。我当时写了一篇《邹乙己》自嘲，被洁平看到了。可能觉得写得不错，她私信我说，以前柴子文在《亚洲周刊》的时候，因为苦闷，写了许多优美的诗歌。“但他离开以后，就写不出那么好的诗了”，洁平说。
我以为她只是单纯的安慰我，但第二天，洁平又发来微信。她要和元淦恭一起喝下午茶，问我去不去。元淦恭那时候刚刚离开智谷趋势，要去某投资机构做首席经济学家大展宏图了，我许久不见他，准备去凑凑热闹。
那天下午我们吃着一叠高高的汉堡时，肯定想不到当时月薪不过万的元淦恭，现在每天都欠揍地焦虑着自己年薪百万没啥意义，想不到我也在和他感受同一个让人极端惶恐的北京，也想不到洁平还在香港，努力让这家媒体继续走下去。
在北角的一个咖啡店，洁平说，有一个新媒体，你要不要来。
她描述了这个媒体的宏愿、背景，想在香港走出一条艰难的路。洁平的意思，大约是我和留学海外的年轻一辈学人关系不错，可以更新媒体的方法论，采用更年轻的话语，并且拥抱新媒体。那当然是我想做的，但我完全没有自信。
洁平那天下午说，这个媒体就是“为了你这种人而开办”的，她有很多朋友都渴望一个这样的媒体能够出现。我听了很感动，但去了之后才发现，这家媒体的同事与我根本毫不一样，他们全都是自己天下第一的态度，而我则从来缺乏自信。
大约要到2015年过完春节，我才知道这个新媒体的名字，就叫“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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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担任端传媒评论编辑时，我相当没自信，一来从没做过编辑、人脉不够，二来我深觉自己能力不足以应付如此多的话题。
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太诚实，过于真诚地面对自己的水平，而不懂得使用修辞术。要到我和洁平不再以同事关系、而以朋友身份相待时，我才发现她身上有同样的问题。
2015年6月端传媒开张不久，一切都在筹备之中。我入职，一天下班后与众同事一道去吃日式火锅。洁平很温和地问，“思聪，感觉怎么样，准备得怎样呀？”我当时在长期服药，很容易有压力，因此一下子满脸通红、苦笑不已，沉默很久才无奈地说，压力很大。
Roy和洁平赶紧安慰我，劝我多喝几杯，别太有压力。这个场景我一直记忆犹新，并在后来许多感到无助的时候回想起来，那会给我几分安慰。因为后来，这份工作我做得还算不错。
8月底，端传媒上线不久，评论总监贾葭就很快就离开了，现在他终于将自己的理念和实践相结合，创办了西洋参考移民公司。但因为他的离开，我、锦源、选凝则变成三只独立的力量，陆、港、台，各管一摊，各自为阵，时间长达半年以上。到后来，我也自嘲道，看来自己也算是“中国评论组的主编”了。
谌洪果老师那时候在港大访学，钱钢老师有一次带我们去西贡爬山看海。那次在海边沙滩上，我赤着脚问钱老师，评论到底如何做。钱老师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举了自己曾经主持《南方周末》笔阵的例子，大意是，“一个媒体的观点频道，就是一个媒体的性格。文章虽是其他作者所写，但你自己的特点也会塑造这个频道，形成它独特的风格。”
那时候谌洪果老师刚从西北政法大学离职，在港大访学期间，他决定在西安创办知无知空间。他打开手机，给我看“知无知”的logo，是贺卫方提的毛笔字。我听他阐述他的理念，如何规避风险，如何读经典，如何考虑赚钱……当然谌洪果老师要面临的处境，比我艰难多了，但那时候，我突然有我们在互相打气的感觉。
那个下午，我们几个人在海边的岩石上，用自拍杆高高地自拍了一张。年末，我本有机会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去知无知空间，但最终作罢。然而，据后来去知无知空间采访的朋友说，有一张里边有我的大头照片贴在了知无知的墙上。
我愣了一下才想起来，随即开怀，没想到有我的照片早就去了知无知。人生诸般奇妙都在那迟疑的一秒钟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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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跟洁平讲，我内心其实是一个作者，在当评论编辑的这段时间内，我需要压抑自己的表达欲。我自我严格要求，不能像发微信公号一样在端发自己新的文章，而只是为各类写作者作嫁。
有段时间，我其实相当满足这样的角色，因为这样一来，会和那些关注各类议题的作者建立更深度的联系。而且他们往往身负大才，我从他们身上和笔下，屡屡学到诸多，能感到自己每天都在飞速成长。
半年以后，有朋友转给我一篇知乎的问答，是关于端传媒的。看了那篇答案，我感到开心，因为几乎每一个字，包括对我所主持部门的批评，都是我认同的。那让我感到努力没有白费。
转折是后来，来了新的评论总监，他来自台湾，对大陆议题相当陌生，但控制欲又极强，以至于会在三月初闹出“两会评论有没有时效性”的笑话。我耐着性子与他沟通月余无果，终于无法忍受，因此在telegram群组里条分缕析他的问题之后，愤而辞职，决心以独立身份来做文革五十年的项目。
洁平私信说，“别辞职，接下来的几个月，你就专门负责这个项目吧”，后来在港大，她又对我说，“这在其他外国新闻机构，花几个月时间做一个大专题，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那时已经对新闻业相当厌倦，但却感到这个题目是我人生中不得不做的事情。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我饱经磨难的启蒙导师在去年底逝世，让我不得不相信一些命定的事情。
最终做完后我想，即便惹了一身麻烦，其实死掉也不可惜了。而活着的话，就需要去寻找新的意义。不得不说，我现在仍然没有确切地找到，但已经比去年离开端的时候好了许多。
2016年6月SOPA的颁奖典礼，我的一个作品进入了Finalist前三，但最终奖还是给了另外两个大名鼎鼎的名字。
我感到失落，洁平发来微信，“为什么！明明你的写得最好！比XXX写得好多了！”我回复，“我也觉得！”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安慰我，但我当真了。
当晚的重点内容不在颁奖典礼上，而在典例结束后，我和洁平还有几个朋友去喝酒。我醉了，抱着她讲了一大堆感念她给我这个机会的话，讲了一些我知道的她的感情故事，因为喝醉，到后来我讲了啥，我已经不清楚了。总之应该是那晚，我不再把她当成我的上司，而是真正相知的朋友。
但很明显洁平不这么认为。每次我回香港找她玩，她总是跟我吐槽一大堆陆港台的网红，并告诫我，“珍爱生命，远离网红”。然后每次跟别人介绍起我时，她就说，“这是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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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于渊曾写过一段话，我时常念叨：
“很难说端能够改变什么，至少目前是这样。端在更大的层面上，腹背受敌才是它一直要去面对的事实。徒劳无功也很可能是理想事物的最终结局。”
“但这时候，新闻机构与读者恰恰同气连枝，坚持事实的报道、普世价值的呈现、对可能生活的想象与选择，在这个秩序岌岌可危、共识迅速崩裂的时代，会变成某些人扺掌相认的印记与暗号。”
很早前，和朋友聊起来，我常常都会说，端是一个属于未来的媒体，它有可能诞生得早了点。除却经营和规模上的问题，它所要寻求的路径，其实暂时是没有合适它的土壤的。时间会过得很快，十年二十年或许转眼就到，但端，那个大规模的端，很可能诞生得早了一些。
2016年8月底，我彻底离开了端。离开前，我送给洁平一个Moleskine的笔记本，写了一些话给她。前些天，她拍了一张笔记本上的段落发给我，我知道，这时候端正在遭遇最大的危机，缩减规模后，它是可以走下去的。
照片里的文字写着，“端是一艘忒修斯之船，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