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a Kipnis認為現代的愛情是一種異化勞動，其文章雖非研究式文章，沒仔細推論，但以這種異化勞動的說法觀察現代社會的愛情，確能從中找到不少佐證。但除了愛情和婚姻生活是一種勞動外，意欲逃離這種愛情勞動的不忠者所做的一切，又是否另一種異化勞動？本文將從這點入手，探討這種將愛情異化勞動的機制是否設有讓人逃離的空間，還是如Kipnis所言，根本無處可逃。
Laura Kipnis在《反對愛情－－一個問題的論辯》指出，現代社會的愛情已經受勞動倫理滲透，愛情是一種異化勞動，從勞動探討愛情是這本書的重點。誠如Kipnis自己於書中提到：「更貼切本書的問題是：如果後工業主義時代的私密生活意味着親密關係也需要用勞動來維繫，如果愛情是異化勞動的最新形式，那麼以婚姻手冊的角度來重讀《資本論》會是最恰當的答覆嗎？」她利用《資本論》解釋愛情關係，反問為何連愛情也要汲汲營營地勞動：「當慾望不再，卻還要求忠貞，感覺起來不就像工作勞作嗎？」在她眼中現代的美滿婚姻也要像工作般努力經營，夫婦關係變成僱傭關係，慾望由契約管理，要準時上班、要準時報到、要營造和諧情緒、要在做愛時表現亢奮或扮演高潮迭起，令人在理應輕鬆、享受、玩樂的愛情生活中飽受情緒勞動，愛情成了工作日的延伸。這種愛的勞動是一種束縛我們的機制，是一種我們難以逃離的機制。
Kipnis以勞動的角度套於婚姻與愛情確是精闢獨到，這樣的一種束縛機制產生出一種角色－－不忠者。這種角色的出現似乎是必然，不論哪個已婚者、甚至未婚的情侶在肉體或是心理上出軌，只因與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有衝突，就被認為是不忠者。這種不忠，基於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全由承認這種勞動式婚姻而來。問題是：如果婚姻與愛情是一種異化勞動，那麼，簽了Kipnis所說的「賣身契」（一紙婚書）的已婚者，為短暫逃離這一種束縛機制而生的不忠行為又是否另一種異化勞動？
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釐清何謂不忠行為。粗略界定的話，不忠行為包括心理上的出軌和肉體上的出軌兩種，然而本文所指的不忠行為並不包括心理上的出軌，因心理上的出軌難以查證，只能推想。肉體上的出軌包括包養、嫖、同時與數位情人交往等，限於篇幅，本文僅主力探討婚後的「嫖」一項是否一種異化勞動。
在努力維繫婚姻關係，將愛情變成異化勞動的時候，不論上班下班，皆是勞動。唯一能逃離勞動的機會，可能就是偷腥。而其中最方便又最安全的，不外乎是金錢交易。不論男女，有錢皆可嫖，面對日夜勞動，不少人願意花費金錢於嫖之上，目的只在於求一刻歡愉。但在歡愉背後，為向伴侶掩飾，竭盡一切機心，令秘密絲毫不會洩露。這種為短暫逃離異化勞動式婚姻機制的行為，背後需要多大心力計劃、掩飾？這種計劃、掩飾又是否另一種異化勞動？我們或許可以從彭浩翔執導的電影《大丈夫》找到答案。
《大丈夫》於2003年上映，故事描述四個男人背妻偷腥的小故事，但彭浩翔以黑幫片的拍攝手法套入偷腥的故事中，凸顯出不忠者與婚姻制度的角力。片中以男性背妻（或女朋友）尋芳為故事主線，將偷腥與不能讓女伴知道的矛盾以誇張的手法表達於電影中，四名男主角用儲值電話卡、不用信用卡和八達通等行為深謀遠慮，目的只在於掩飾偷腥的行為。為偷腥而做的一切，細緻的計劃、花費的精力，與工作本身也頗為相似。如果說刻板的婚姻生活是一種異化勞動，為了逃離這種機制的偷腥行為，何嘗不是另一種異化勞動？
在現代愛情觀中，這種不忠行為不符道德，甚至被認為會破壞婚姻制度。但這種不忠行為的背後，卻是充滿着對婚姻制度的認同，我們或者可以說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本身已預留了偷醒的空間。因為沒有婚姻或忠貞的愛情觀，就沒有所謂的不忠行為。在忠貞的愛情觀下，本身就已經預設了一個逃生口讓人逃離。但這個逃生口既是預設而得，即此一逃生口乃是另一種維護婚姻制度的洩洪口。不忠的同時，誰都極力隱瞞伴侶，這種行徑和心態本身就已是對忠貞愛情觀的一種認同。如果單從不忠行為會破壞一夫一妻制或忠貞愛情觀的角度解讀偷腥行為，顯然未能捕捉全貌。《大丈夫》電影的最後，天哥的老婆（毛舜筠飾）暗傳短訊提醒天哥速逃，這種女性的睿智維護了家庭的觀念，而天哥及後也回歸家庭之中，不願破壞與太太的婚姻關係。這樣的結局也透視了現代的不忠行為確實沒有破壞忠貞愛情觀的意圖，反而不論忠貞者還是不忠者，皆是以這樣的忠貞愛情觀為核心互相追逐着。
如上所述，在這樣的忠貞愛情觀之下，即使不忠的偷腥行為，其本質也是對忠貞的認同。那麼要逃離這種忠貞愛情觀的方式，到底可以怎樣做呢？Dossie Easton及Catherine A. Liszt撰寫的《道德浪女》或者能給我們一個逃離的可能性，她們質疑傳統的「一對一」關係，認為兩性應勇於解放情欲，追求性愛，探討各式各樣的性關係。如此才能徹底離開社會上既定的忠貞愛情觀，何春蕤教授所寫的《豪爽女人》也隱隱地有類似的想法出現，這種離開「一對一」關係的開放觀點，才是對自己和伴侶的坦白，也是最大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