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跟同事聊起一个话题，什么叫纪录片？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可聊的。纪录片，不就是以展现真实为目的，对现实素材的艺术化加工的片种。它的核心就是两个字：真实。比如，《舌尖上的中国》，讲的都是真人真事啊。真实就是这个小物种的边界。
但是，深入了解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什么叫真实？怎么记录真实？”这个问题从纪录片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业界争论的焦点。而且直到今天，将近100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彻底解决过。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过程。
世界上第一部纪录片，是美国导演弗拉哈迪，在1922年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你想，那个时候电影诞生没多久，但是电影人脑子里有个清晰的意识，电影不应该只提供娱乐，还应该给大家看一点平时看不到的真实世界。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技术，这个技术得发挥作用。这就是纪录片诞生的那一点初心了。
那美国人平时看不到什么呢？导演一想，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日常是咋生活的，这个平时看不到。好，就去拍这个。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片名中的北方，指的是北极的格陵兰岛。而纳努克，就是岛上的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名字。全片讲的就是纳努克在冰原上，和恶劣气候做斗争的生活片段。包括怎么用冰块盖房子，怎么用干枯的海苔生火，怎么用鱼叉之类的原始工具猎捕海象，等等。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不就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片段吗？我只要拿着摄影机，对着拍不就得了？它怎么可能不真实？
事情没那么简单。拍纪录片离不开摄影机。这就意味着，你不光要找到想要拍摄的对象。他所在的场景，还必须得符合拍摄需求。假如不符合，两个办法，你要么放弃，要么想办法，让它符合。
比如，弗拉哈迪在拍摄时，发现爱斯基摩人居住的冰屋很小。老式摄影机很笨重，根本耍不开。他就请纳努克号召全村人，一起重新造了一个大出两倍的冰屋。建好之后摄像机能进去了。进去之后发现了，别看冰块是透明的，其实挡住了光线，黑黢黢的，什么都拍不了，又拆掉了屋顶。后来，纳努克睡觉、起床、吃早饭，全都是在这个没有屋顶，充斥着刺骨寒风的屋子里演出来的。
再比如，影片有一幕高潮，是纳努克猎捕海象。为了拍这个场景，他们走了整整一天。等找到海象时，天已经快黑了，根本达不到拍摄要求。摄制组只好匍匐在海象附近的雪堆里，等待天亮。而且在这一夜挺折腾，他们还得根据风向，不停的变换位置。假如呆在上风处，风就会把人的味道吹到海象附近，海象就会警觉。对，他们就这么折腾了整整一宿。
类似的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著名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大部分素材都是平常老百姓做菜。那么请问，这些菜是他们真的日常吃，所以这么做？还是因为要配合摄制组的拍摄，所以，特地做的？观众心知肚明，肯定是后者啊。那么好了。这些场景，你说它真实？它毕竟是演出来的。你说它虚构？里面的人物又真实存在。到底怎么界定？这是纪录片领域的第一场，关于真实的争论。
这个问题刚开始很困扰。但是后来，大家也想开了，要想拍出好片子，不演是不行的。那就光明正大地演吧。于是就出来了一个新词，叫“非虚构搬演”。搬家的搬，表演的演。比如你要拍一部叫《汉武帝》的纪录片，都是很严肃的。现在通行的做法，其实是要找演员演汉武帝和周边的人。这个片子才能成型。
说到这，怎么记录真实，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很可惜，并没有。这个行业还要面对第二个难关，这就是人性层面的真实。而且到这一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这个行业的问题。它已经撼动了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基础认知，那就是，到底什么叫真实？
所谓人性层面的真实，指的是，一个人在面对摄影机时，展现出来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自我？纪录片领域有个著名的假设。说的是，当摄影机对准一个人的时候，注意，仅仅是对着拍，只要他意识到你在拍，即使你不提任何要求，这个人的行为，也会因为你的拍摄而发生改变。换句话说，你以为你在记录真实。但当你拿起摄影机的那一刻，就已经在干预真实。
比如，现在我饿得不行，正在狼吞虎咽的吃东西。突然有人拿着手机拍我。请问，我能继续狼吞虎咽？我还是得换个优雅的吃法，或者对着镜头比个剪刀手？所以你看，你选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摄影机对准你的那一刻，就已经产生了选择的意愿。我的内心，已经发生了改变。在传播学上，管这种现象叫聚光灯效应。就是说，一个人在聚光灯下，和平时自己待着的时候，他的表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种现象可不是仅仅只拍吃饭这件事。举个例子。法律界对这种效应是非常警惕的。就是法庭上应不应该允许电视直播？早期是允许的，但后来就不行了。为啥？因为看起来，摄像机是一言不发地在那里忠实记录。仅仅是记录法庭上发生的事实。但是，只要在场的所有人，原告被告律师法官，甚至是法警。意识到这台摄像机的存在，他们的所有表现都一定会变形扭曲。会不会有人把法庭当做宣传自己思想的舞台？律师会不会不专心辩护，在法庭上炫技？法官会不会担心舆论压力丧失公正立场？等等。所以，美国的大法官苏特曾经说过，摄影机坚决不能进入法庭，除非你们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那隐藏摄像行不行呢？很遗憾，还是不行。因为到这一步，你又牵扯到了纪录片的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伦理问题。
伦理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好解决，我做好人就行了。但是在纪录片这个行当，记录真实，和符合道德，这两个要求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比如，面对一个要自杀的人，你是要救他还是记录他？面对一场争吵，你会因为担心伤害当事人而回避，还是会记录下来放给所有人看？这样的场景在纪录片的实操领域太多了。比如，几乎所有拍摄性工作者的纪录片，这是一种很热门的主题，都容易获大奖，但是几乎所有的拍摄都没有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这些片子都是以保护性工作者的权益为口号，但是结果是无一例外地，严重伤害了当事人。
你看，纪录片的使命是呈现真实。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真实都应该被呈现，这本身又是一个问题。
其实最近两年，我一直在想一个更新的问题，就是，摄影机镜头还能记录真实吗？比如你来我们公司拍纪录片，能拍到啥呢？桌椅板凳电脑会议室。我们公司的事实，是知识形态的事实，摄像机用画面记录不下来啊。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事实是以人的思想，人的交流，这些方式存在的。指望摄像机镜头还能记录下来么？所以，下一代纪录片，该是什么样呢？你看，这又是一个新问题。
我今天之所以和你唠叨纪录片这个事，因为我自己硕士研究生学的专业其实就是纪录片。今天回头看，这个行当真是一个纠结的物种。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比如医生律师，所有的行业都会因为行业的努力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而唯独纪录片这个行当好像例外。不管怎么努力，都从来没有真正接近过自己的目标。每当它觉得自己接近了记录真实这个目标的时候，真实就会变了，就会远离它，就会呈现出更多的层次，更多的复杂性。
今天跟您聊这个话题，其实是我想表达一个自己的小感慨：
我们经常以为，事实是一个牢靠的地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争奇斗艳花样百出地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纪录片这个小物种的命运，告诉我们，我们脚下的那个事实的地基，其实摇摇晃晃。那建立在它基础上的观点，我们把它说出来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谨慎和谦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