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这个朝代被我们严重的误解了很多很多年。真实的宋朝是怎么样的呢？ 宋朝，绝对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而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朝代！
也许有人会讲：大唐帝国才是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唐宋两个朝代相比较一下：
唐朝主要是军事、外交表面上比宋强；但就经济、生产力水平上讲宋朝比唐朝强；尤其是经济上 ，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富有的时代。宋代整体上科技也比唐代强。
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唐朝100年后才恢复并超过隋朝极盛时的水平），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2的差距。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朝已出现了最早的夜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唐宋差距有多大？是每天12小时与24小时的差距，是昏黑宁静与光明喧闹的差距。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2. 5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5的差距。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1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6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8亿亩。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6与8的差距。
唐朝平均每亩约1.5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2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30％。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与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2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6至7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2与7的差距。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与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740与2445的差距。是粗厚与精细的差距。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 88万贯。两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唐宋差距有多大？唐朝与宋朝的经济总量差距有多大？是足值货币总量千倍以上的差距。
宋朝时期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欧洲也不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 （2013年我国的GDP才占世界GDP总量的8%）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现在朝廷的岁入(年财政收入)上。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经过100年的发展，岁入为1．1613亿贯，神宗变法后最高达1．6亿贯，大约为盛唐的7倍，按照银钱的一般兑换率1贯折合一两白银计算，约合白银1．6亿两(考虑到有宋代铜钱一直紧俏短缺的因素，这一数值可能被大大低估)!即便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亿贯。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后的万历28年(1600)年，岁入400万两。明末天下大乱，明政府为抵御后金和剿灭农民起义军，先后加派辽、练、剿“三饷”，横征暴敛，每年也仅得1000万两左右。这时距南宋灭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国土面积远大于宋朝的情况下，年财政收入连北宋的1／10都不到!清朝比明朝略好些，顺治7年(1650年)岁入1485万两，200年后的咸丰年间，约为3000万-4000万两。而此时中国人口已近4亿，超过北宋2—3倍。直到清朝灭亡前那有限的几年里，在改变征收体制、计算方法和一系列外因的作用下，国家岁入才达到宋朝的水平。
支持宋朝庞大财政收入的不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相反，宋人的生活水平相当高。即便在被宋徽宗胡天胡地折腾了20多年后的北宋末期，真正因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试看《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有几个是因为饥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财政收入高，是基于宋朝发达的经济，特别是繁荣的商业。以熙宁10年(1077)为例，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不含左藏库、封桩库)，其中农业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相比之下，唐朝最鼎盛的时期财政收入不过3500万两。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与440的差距。是0与300的差距。
唐朝的南方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笔下的南方竟是环境恶劣的“烟瘴之地”，乃“蛮夷之乡”、“化外之国”。唐朝从始至终在南方长江流域没有一座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是“南方地恶”、“江南瘴疠地”与“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差距。是落后、贫穷与繁荣、富强的差距。
唐朝的奴婢“律比畜产”，宋朝的奴婢是“雇佣良民”。唐朝的佃农、奴婢是奴，宋朝的佃农、奴婢是人。唐朝的农奴像狗一样在市场和驴一起被买卖。“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买奴婢、马牛驰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他们没有人的自由只是主子的私有财产。 “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他们没有翻身的一天，永远是奴。而宋朝的佃农有人身的自由，“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地主、商人、将军、官员。唐宋差距有多大，是畜产与良民，奴与人的差距。
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是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说：“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13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
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与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
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未收回，北宋时和契丹签订“澶渊之盟”，最后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人认为是令人感到屈辱的一个朝代。
从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深入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则会发现：其实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朝代，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役制度，宋军可以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常备雇佣军，且待遇极为优厚(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今日的美军)，当时也只有宋朝有实力实行募兵制。其中最具独创性的举措就是“荒年募兵”，每当一地闹灾荒百姓生存不下去时，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一人当兵，则全家温饱无虞。宋代农民起义较少且规模都不大，荒年募兵功不可没!宋朝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虽然因为承平日久，不免文恬武嬉，但在外患的压力下，宋朝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宋代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水平都是一流的。在统一中土之战中北宋军队表现出的势如破竹的强大战斗力令人刮目相看。南宋初年，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宋军愈战愈强，打得不可一世的金军节节败退，并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胆寒之声。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在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朝”条目中，修正了以往强调宋朝对辽金等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说法，认为北宋与辽朝长期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南宋与金朝，除宋高宗统治的前15年外，在“绍兴和议”之后的长时期内，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南宋后期，蒙古军南下攻宋，南宋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对蒙元这一劲敌虽处于劣势地位，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蒙古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异数”，对当时所有的国家来说，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强敌”，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然而，蒙古军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南宋!
不信各位可以比较这样一组数据；
蒙古征服西辽用了1年；
蒙古征服花刺子模用了1年半；
蒙古征服罗斯联盟(今俄罗斯)用了5年；
蒙古征服波斯和阿拔斯王朝用了8年；
蒙古征服西夏用了10年；
蒙古征服金朝用了22年；
而蒙古彻底打败人们印象中所谓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 而且这也是蒙古军最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举国之兵进攻一国，还要通过迂回包抄(灭亡大理后形成两面夹击)、多年苦战之后才艰难取得胜利，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仅有的一次。更令蒙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钓鱼城下受伤殒命，南宋成为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积弱”之说，难以成立。
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交战规模万人以上，不包括统一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本人看了《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籍统计出来的，能力有限，或有错漏，但>70%是没问题的。）
说到《澶渊之盟》，大家感觉就跟提《南京条约》差不多。
《澶渊之盟》的内容大体上有这么两条：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以后，谁家的皇帝年纪大，谁家皇帝就是哥哥。
二、宋每年向辽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开展自由贸易。
第一条，今天看，这不但不是不平等，甚至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的。
第二条，今天大家骂条约不平等，主要原因应该是这第二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想：十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大宋的岁入，是一亿两，打宋辽战争，每年军费是五千万两！
关键在于第二条的第二款，两国开始自由贸易。
这“岁币+自由贸易”可太厉害了。
辽国除了卖羊卖马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产品可以输出给宋，而宋的每一种商品都是辽需要的。开始辽还卖一些马，后来发现大宋的骑兵越来越多，就不敢再卖马了，萧太后下令谁出口马，杀谁全家，结果，边境贸易从一开始就变成一边倒的对宋贸易巨额逆差。大辽收的岁币，到年底全被大宋赚的干干净净，每年还倒赔。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岁币更像今天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财政补贴。
大辽不懂经济，后来就干脆不发行货币了，反正发行出来，也没老百姓认，即使大辽皇帝本人也觉得只有大宋的钱才是真正的钱。
要了大辽老命的货币战争，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开始了。（个人认为，这招才是最狠毒的。）
结果是，一百年双方无战事，大辽的财富通过货币战争，源源不断输入大宋。大宋的先进文化传播渗透进了大辽的每一个毛孔。
金灭辽，大宋跟金打了一下，发现也打不过金，就跑到南方继续与金玩货币战争，大金不知是计，接受了“岁币+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也放弃了货币发行权，全国继续使用大宋的货币，结果一百年后，大金也虚得不行了。
今天的古代钱币收藏界，很难找到辽和金的铜钱，反倒是宋的铜钱既质量好，又款式多，数量多的比清代的还便宜，就是这场旷日持久三百年的货币战争的遗迹。蒙古灭金后南侵，大宋的群臣拒绝议和，非要PK蒙古，结果，汉族的历史从此走入黑暗。
其实历史上蒙古人最初是想跟大宋继续“岁币+贸易”游戏的，只不过价码要的比金高了，价码再高，它也是要用大宋铸的币，可惜啊！！！
宋朝通过铸币，实际掌握了北方的财政权。北方的原材料与劳动剩余价值，通过自由贸易和使用南方的铸币，源源不断的输入南方，换回南方的商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壮观的南北货币战争，持续了整个辽、金与宋对峙的三百年历史。 宋亡的自身原因是什么? 症结在于“家天下”的政体本身。尽管赵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他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能和自己一样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够和自己—样勤国是，励精图治。综观两宋惊人相似的灭亡，无不与他的不肖子孙道德沦丧和战略失误有关。
道德沦丧。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王朝和国家的衰亡都从道德沦丧开始，两宋也不例外。由于北宋历经了政治上从积极改革到意气用事再到私欲横行，军事上从求胜心切到战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从宽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鲜耻，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亡的过程。而到了南宋，连改革的勇气都没有了(南宋诸君，除了宋高宗，大都平庸)，守着半壁江山在主战还是主和的争论中逐渐走向荒淫无耻、腐化堕落。而这一切问题的出现，都指向于当权者的道德沦丧。支撑有宋一代精神脊梁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士人风骨”。这种风骨，在北宋表现为苏轼笔下的“浩然之气”：“是气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 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泣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在南宋表现为文天祥笔下的“天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然而到了北宋和南宋末期，拥有“士人风骨”的社会精英，几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权力核心之外。当朝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的无耻，造成“乱自上作”，“败自下生”，“社会灰化”，统治面临崩溃的边缘。蔡京之流之于宋徽宗，贾似道之流之于宋度宗，将人世间骄奢淫逸、荒唐无耻之事发挥到了极至。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居然夜出狎妓，贾似道身为宰相却把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说明这个王朝道德沦丧到了何种程度! 而两宋的悲剧在于，当朝君臣的无耻造成了两宋的灭亡，而在野的社会精英却成为抗敌救亡的中坚力量(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页。宋朝是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而中国历史上两次汉奸高潮出现在明末和抗日战争时期)，但是最终无力回天。
战略失误。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金灭辽；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蒙灭金。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前门驱狼，后门引虎，遭受更加惨痛的劫难。唇亡齿寒的道理宋人不是不懂，然而当权者的鼠目寸光导致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每一次宋人都低估了新崛起的野蛮民族的力量。辽与宋有世仇，但澶渊之盟后，宋朝以自身强大的“软实力”逐渐使之“汉化”，换来了长达百年的相对和平局面。但是联金灭辽却使野蛮的金人在联合作战中摸清了北宋的虚实，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更发现这是进攻中原的绝佳“跳板”，结果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导致北宋灭亡。蒙古崛起后，南宋统治者居然未能“吃一堑长一智”，联合蒙古攻打已经汉化的金朝。尽管金哀宗遣使宋廷，指出“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必然之理也。” 但南宋君臣一意孤行毫不理会。结果灭金之后才发现，蒙古虎远甚于金国狼。倘若南宋君臣能看清形势，暂时搁置仇恨，制定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助金国抵御蒙古，待机而动，则局面可能大不相同。以南宋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援金，估计金国可再多支撑10 年，加上金国本就能抵抗的22年，南宋有30多年的时间来以备强敌。可惜南宋坚持联蒙灭金，在加速金国灭亡的同时也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与蒙古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后，南宋居然没有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更没有全民皆兵，依旧在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享受文治的成果。也许南宋朝廷这样做确实避免了人民的巨大牺牲(南宋亡后人口约为战前74％，而金亡后人口只有战前的11％左右)，但是亡国之痛和由此导致的中华文明的巨大倒退却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