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政治被加上了许多光环：统帅（政治统帅一切）、生命线（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灵魂（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于是，政治就成了世间第一美事；或者简言之：政治至上！至上的东西不免让平常之物受伤；于是，人类生活中几样最重要的东西：道德、教育、艺术、学术，就不能不远离政治！
政治吞噬道德
政治算老几？当然算老大！只要看看谁在管着政治，你就不能反对政治是老大了。不过，当今的世界潮流，却越来越显得有点对政治不恭，因为一句常说的话就是：不要政治化！在讨论经济、贸易、文化等等的国际会议上，被讥为政治化，是十分严厉的批评。
然而，在我们这里，道德政治化却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以为这是什么新潮，老祖宗早就定下来了。古代的最高德行，就是谨守三纲，居首者当然是忠君，忠君岂不是最大的政治？而这就意味着，道德的要旨就是政治了。
道德由谁管着？当然是由政治管着，也就是由权力管着。自古以来，最有德行的是官员，尤其是第一号官员；否则，就不会在说到某某该做皇帝时，强调他“德配其位”。对人物的道德评价权，属于官府，尤其只有官府才有权评定道德模范、奖励道德标兵、授予美德称号、建造表彰道德的标志物、为忠臣烈妇竖立碑坊。道德规范的制定权也属于官府；官府的各色公文，首先强调的就是道德教化；对于官民行为的各种戒律，都由官府行文公布；即使乡规民约，也由官方核定并监督实行。
道德教育也隶属于政治。自古以来，“道德教化”就是一个固定词组，它正表明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是一回事！任何行政首长对于其辖区内的道德教化负有首要责任；表彰其政绩時肯定首先提到道德教化。
自“五四”以来，在继承旧传统方面，多少有所顾忌。但在政治统领道德这一点上，却是全面地继承了古代传统，而且做得更加彻底、更富有创意。首先，道德的内涵已经完全政治化了：道德已经代之以“思想道德”，其中的思想当然指政治思想。其次，道德教育已被包括于政治思想教育：不再有独立的德育课，只有“思想政治”课，近来更被改成了特别富有韵味的思政课，让老学生们完全不知所云！
凡此种种，都使政治达到了对道德的完全统治。
其效果呢？最突出的效果就是：凡是涉及道德的地方，道德标准都以政治标准代替了！例如，道德模范就是或者主要是政治标兵；道德戒律就是政治禁令；道德纪律就是政治纪律；道德观念就是政治观念……。但谁都知道，政治不能不讲路线、立场、站队，而且这些东西绝对处于第一位，于是道德就只能去适应这种现实，那将造成怎样的奇葩道德，就不堪问了。能说明问题的个案不可胜数，但我不说这些，免去“以偏概全”之嫌。其实指出一点就够了：没有人能否认，贪腐多到了遍地皆是的程度，而没有哪个贪腐官员，不曾经是“政治过硬、立场坚定、思想先进”的典范。这恰恰是意料中的事！
政治与道德本来就是两股不同轨道上的车；一定要将它们绑在一起，结果只能是政治吞噬道德。于是，被吞噬的道德就归零了，最终变成了不道德！徐才厚曾经是全军的政治首脑，已经登上政治之顶！但政治不能不服从其规则，最主要的一条就是：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腐无疑！腐败了的权力还讲道德吗？
这就是徐才厚的悲剧，同时也是政治吞噬道德的悲剧！
政治毁灭教育
“老一代”的学生都记得：中国教育曾经的核心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那个什么都得为政治服务的年代，上述口号并不算荒唐。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为什么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而不是相反，政治应为一切服务呢？正是这种可悲的颠倒，毁掉了许多东西，而教育不过是其中之一。
教育的政治化程度如此极端，局外人想必会不胜惊讶。
学校成了官场的一个小型复制品：书记是学校的最高责任者；党务系统自上至下地管控着学校的所有部门，决定所有人事任免；依据权力序列逐级下达各种业务指标，并依统一标准进行考核。近年来，对于“教育行政化”的批评时有所闻，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或者愿意点明：学校的官场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不行政化！
教育不被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由政府、社会与专家共同管理；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政府部门，完全纳入政府的集中管理体制，根据国家的政治目标确立教育的任务，按照政府的习惯模式制定规划，遵循官员们的利益与意志确定教育的投入与指标，依据官僚系统的例行目标进行考核……。这一切所呈现的，完全是一幅计划经济时代“集中指挥战役”的图景。其典型成果，就是本世纪初那震惊世界的“高等教育大跃进”！这种大跃进之完全没有章法、完全不计后果，超过了1958年的大跃进，它所造成的乱局今天都没有理清；尤其是由此造成的数千万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迄今无人承担责任。
教育内涵高度政治化：政治课具有最大的比重，而且有无可挑战的特殊地位；对于学生的政治工作是重中之重，人力物力的投入都得到充分保障；所有与政治沾边的课程，都受到严格的监督；对于学生成绩与教师业绩的评定，政治考量居于绝对优先的地位。
邓小平曾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没有人知道具体指什么，只是各人依据自己的理解与需要引用这句话。在我看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没有培育出国家所需之人。最突出的是，学校的德育完全被虚化，被取代，最后归零！早有学者担心：学生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了贪腐官员的庞大后备军！但教育官员毫无反应。
这样的教育，仅仅说糟了远远不够，而是实实在在地被毁了！
政治窒息艺术
谁都知道，艺术家是人类中一群最高傲的人，从来都喜欢自行其是，而且要求社会容忍他们的任何荒诞行为，几乎整个世界都给予了他们这种宽容。中国是例外：自延安时代以来，艺术家们低下了他们那高傲的头，彻底驯服了！这一驯服伴随着一部圣经的诞生，它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些年，有一百个作家抄写那部圣经，乃至议论纷纷，几乎成了一个公共事件。
延安时代的大人物忙于军务，竟然有空闲专门研究文艺，而且还觉得有资格训导艺术家，为艺术家们制定创作规则，百年之后仍然管用，实在是一个奇迹！如果要举一个政治家统帅专业的例子，恐怕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就是“金正恩指导发射火箭”那种例子，也不会比这更典型。况且，由政治家来告诉别人如何写小说、写诗、写剧本、画画、如何演戏、如何玩杂耍等等，实在是旷古未闻的事情！历代统治者或许会认为，这些事情都属于闾巷闲技，非治天下者所当闻。但现代领袖却不这样想，他就是认为，正是这些东西关乎打天下与坐天下，岂不独具慧眼？
只是大人物疏忽了一点：艺术产品无论如何特殊，终究是一种大众消费品，其评价与可接受性，最终决定于受众，而不是决定于官府！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都不能强行改变人们的艺术口味。大人物固然气盖山河，却改变不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讲话》之前的30年，借那强劲的西风，真正呈现了一片艺术繁荣，留下了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讲话》之后的30年，则留下了艺术史上的一片沙漠！在1930年代名满天下的曹禺、沈从文等，进入北京之后几乎收起了笔，没有任何东西贡献给读者。或许，这还不是最坏的，至少没有浪费纸张；没有以数以千万计的《山乡巨变》、《金光大道》、《艳阳天》、《创业史》等等弃诸仓库，无人问津！
政治妨碍学术
在一般人看来，学术似乎是一个远离政治的领域。而且，学者们一个个学富五车，都习惯于自行其是，那岂不是政治家正好乐得甩手一图清闲吗？然而，政治家却不图这份清闲，就是要深入“学术前线”进行指导！这就有了学术的政治化。
平心而论，官员们倒未必自认比学者更高明，真的能像金正恩那样指导科学家如何如何；他们在学者面前还是有起码的谦逊。但多年来形成的那种统治模式，使官员们有一种行事的习惯与本能，即使学术管理亦不例外。他们永远放弃不了那一套官样文章、官样做派、官样指令、官样统计报表，让学者们不胜其烦。
对于学术机构与学术组织的管理，则更是官方绝不会放松的分内事，而且完全按照官僚系统的那一套程式、排场、风格管理，丝毫不在乎讲究实际、厌弃繁文缛节的学者们的感受。尤其是那些老八股是一股也不能少的。例如，任何学术组织每年绝不可少了一项汇报：经查该组织内无法轮功活动！这件事也许要持续到法轮功从地球上消失的那一天！任何学术刊物都得接受宣传部——看清了，说的正是宣传部——的批准、审查、监督，尽管该刊物内容与宣传官员可能毫不相干。
在宣传官员眼中，凡出现印刷符号的东西都该他们管！
对于自然科学，官员们一般不会具体干预其研究内容，已经算是很有自知之明了。至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就多半有另一番景象，那里更盛行严格管治。例如，一位老先生写了一部涉及《老子》的注释类著作，就被特别眼尖的检查官发现了问题，禁止发行。至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等，谁都明白这些都是官方的“直属学科”，普通人是否有涉足的权利都成问题，更别说随意发表研究成果了。
官员作为个人，完全可能谦虚谨慎，不太可能在学者面前自命不凡。但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就不免有一种制度化的自负：他们不仅有指导学者的资格，而且是责无旁贷！因为官员代表了国家，而国家的意识形态天然地高于任何学科，也高于任何学者。中国读书人不可能不熟悉这样的高屋建瓴的话：某某主义的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是对任何学术研究的指南。只要是在中国做学问，就不可能不接受这种指导；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术经验，而是不容讨论的公民义务！最能掌握官方哲学的，当然是官员。明白这一点的官员，能不底气十足！学者们岂敢不服？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最高的哲学虽然能指导人们打天下，却无法帮助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在这个仍然承认诺贝尔奖是学术水平的可靠标志的世界上，官方意识形态就显得有点底气不足了。然而，“自然辩证法”仍然是博士生的必修课程。我不明白，一个近两百年前的哲学理论，怎么能具有这种神力？怎么就完全不容质疑呢？
学术有其固有的生命力，并不容易被什么政治毁掉；但因受到妨碍而不能正常发展，那就无可奈何了。
政治毁了自己
上述种种，充分表明政治有足够力量在任何领域发威。
体验过这种无上威势的人，会认为政治恶吗？至少，那些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政治的人，不会认同“政治恶”。然而，我们却眼睁睁地看到了：就在我们的眼前，政治却若无其事地毁了——至少是部分地毁了——道德、教育、艺术、学术等等，这都是罪不容赦的恶行啊。将这样多人们所珍视的东西毁掉的政治，还能不恶吗？其自身还能不也因之被毁吗？
政治之所以毁了道德等等，是因为它的越位管辖，时髦的说法是长臂管辖；政治之所以越位，是因为它不受约束；政治不受约束，其实就是权力不受约束。在毁了一切之后，最后轮到毁灭自己：
政治被毁于“权力不受约束”。
“约束”有两方面的含义：量的约束与度的约束。对于权力的约束而言就是：对于“管多少”与“管到什么程度”的限制。对前者而言，关键在于确定权力的边界。权力的边界本来到不了道德、教育、艺术、学术这种专业领域，而政治却无所顾忌，昂然挺进到了这些领域的纵深，这就是越位。对本来不属于政治的领域越位用权，还能不造成恶果！政治之所以敢于越位，是一种傲慢：权力的傲慢。
傲慢的权力没有不失败的。
且不说拯救国家，仅仅为了拯救自己，政治也该复位，即从它越权占有的领域退回去，一直退到到它的本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