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两件悲剧，都与音乐节有关。一个是河南南阳举办迷笛音乐节，结果被当地的老乡群起而偷之。从游客到举办方，财物损失都十分惨重。不过损失钱财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是身外之物。以色列在沙漠中也举办了一个沙漠音乐节，还来了不少外国游客，结果被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了。丧命的都有两百多号，还有被抓为人质的。
音乐节成为了盗窃和攻击的目标。这两件事也许是完全的偶然，但是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我们也许听不懂彼此之间的所说的不同的语言，但是不同民族的音乐却是可以相互影响，共同流传的。虽然我们不懂德语、俄语，也能听懂那些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所以音乐也是最容易将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团结起来的东西，但在显示中却成了恶行的施暴对象。似乎这两起事件之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关联的。
首先说说南阳音乐节的大规模偷盗事件吧，因为这场行动几乎就是公然进行的，当地的农民以乡村为单位集体出动，对观众、举办方集体行窃，丝毫没有一点点愧疚和罪恶感，反而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样的事件以前也多有报道，比如在高速公路上因为事故侧翻的大货车，就会引来公路周边农民的哄抢，他们把这个当成上天的馈赠，而不是把这当作车主的私有财产。还有报道说大学生去农村承包土地，种植水果等经济作物，可是平时种植维护的时候不见有人来，等到果实成熟了，周围的乡里乡亲们就都热情的出现了，只是把水果都往自己的口袋里面摘，让承包人损失惨重。
虽然现代人生活在城里，压力很大，人际之间的关系也很淡漠，所以他们往往将这种远离城市的农村，想象的有如田园诗般的美好，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对外来人或者城里人来说，还是那句老话“穷山恶水出刁民”更符合现实。当然那种田园诗般描绘的山村场景，也并不都是臆想出来的，在这些村民之间，他们还是能够相当好的遵守各种道德规范，邻里互亲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些山村和农村地区，处于一种相对闭塞的状态，他们与外界的交流较少，生活中也必须同一个村子里的人相互依靠，所以对于本村的人口，他们就会形成一个熟人社会，相互帮助，甚至在很多拐卖妇女的案件中，这些妇女之所以很难逃脱，也是因为村里面互相帮助看管这些被拐卖的妇女而对外人就完全是另外一副嘴脸，因为他们知道像游客这样的外来人，也许这辈子再也不会出现在他们生活里了，所以他就变得更加无所忌惮，在他们看来，这些外人就是一个可以去侵犯的对象，他不需要担心遭遇对等的报复。
那为什么大城市的人数字更高呢?因为在大城市中，人际关系是靠市场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依靠的都是一些陌生人，给你送餐的小哥，你不会知道他叫什么，给你开车的滴滴司机，每天都不一样。所以对陌生人好，就是希望有一天陌生人也对我们好，这与乡村的那种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关系网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要解决荷兰南阳农民群体这样的集体公开在音乐节上行窃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指责他们素质低，或者怪政府的扶贫力度还不够。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好的办法是让他们也融入市场经济的体系当中，最好是能够走出山村，让大多数人能够走出山村进入大城市。政府的一些扶贫措施反而是在起反作用，把这些人留在山村，使他们与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大城市的市场经济脱节，这才形成了中国的两个社会。
这其中其实很多是官僚体制的利益集团所绑架，很多乡村政府以自己是贫困村为荣，这样就可以要到更多的扶贫资金，而这些扶贫资金其实大多数都成了供养体制内群体，和官员自肥的资金来源，并没有改善当地农民的处境，反而让他们与城市隔绝，形成了将外人视作异类的可以任意侵害的没有负担的心理。
而在以色列沙漠音乐节发生的惨案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理解，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分界的地方修筑了大量的隔离墙，铁丝网还建立了各种哨站和军事基地，将巴勒斯坦人封锁在加沙地区，让他们与以色列隔绝开来，这样看似是为了安全，实际上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剥夺了他们通过贸易和商品经济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为哈马斯的崛起制造了土壤，正是这种隔绝导致了双方民众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
其实世界上的很多矛盾都是从某个朝廷或者某个政府开始建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墙的时候，埋下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