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想过要让这一切发生，它运作的太快了。我从没构想过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圆圈中的所有成员都被迫执行命令，所有的统治、所有的生活组成同一个网络……曾经我们还可以选择退出，但现在不行了，“完成”已经是最后阶段，我们把所有人都锁在了圆圈里。这是极权主义的噩梦……”
上面这段话来自 Dave Eggers 在2013年写的一篇名为《圆圈》的小说，讽刺的是数字时代，关于人类注意力被捕获的故事：永不停息的沟通、强制性的友谊、以不断表达和分享的痴迷为核心的新需求系统。有些人认为这部小说不过是《1984》的模仿版，但 Dave Eggers 也的确在结尾部位也就是上面这段文字中，上升到了奥威尔没有达到的层次 —— 它展现出一种处于“完成”阶段的极权主义噩梦的超人类力量。
不间断注意力的圆圈，对注意力的捕获。
每一个人都对其他所有人保持着完美透明的圆圈，绝对力量和绝对无能的圆圈。
百忧解时代
一直以来，人们喜欢使用精神病理学的词汇来描述经济现象，比如兴奋、抑郁、低潮、周而复始的波动等等，而数字时代，当大脑变成生产过程中进行生产的主要单位后，精神病理学就不再仅仅是个隐喻了，它变成了切实影响经济周期的关键因素。
数字时代的最初，全球网络经济一片欢快，人们指望它能以无限增长的形式展开，就如同百忧解的幻觉，它并没有铲除焦虑，而是捂住了你的眼睛，让你感觉不到焦虑的存在。
网络大脑的效率增长的确是无限的，但作为认知工人的互联网人的大脑却是有限的：有限的注意力、有限的生理能量、有限的感性能力。尽管互联网使得信息处理的速度和形式出现了质的飞跃，但人类的接受能力和形式却没能做出相应的进步，信息工作者能够提供的注意力一直在不断减少，而直到刷粉刷量暴增、没红包不转发的现阶段，人们才注意“绑架者”已经从精彩内容本身变成了伪装的数字和共产党的GDP（微信红包）。
这是一种奇怪的状态，过度兴奋和唯恐错过什么而造成的紧张感并存的心理现象。就像一名患有焦躁症的患者，从90年代数字经济发展的欢快转眼进入了抑郁状态，集体注意力的超饱和在社会经济的抑郁崩塌中达到了极限。
“只有当我们取得他们的注意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去征服他们的心和灵魂”——Eric Schmidt 谷歌董事会执行主席
做为时代病的述情障碍
数字革命给人类的心智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人类从机器中学到的词汇比从他们的母亲那儿学到的还要多，正是这种现状促进了一种新的感性心理的产生。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人士早已开始针对本时代大规律爆发的心理疾病进行了数不胜数的分析和论述，他们普遍发现，语言习得模式的改变在其中起到了值得高度重视的作用。
两个重点：1、语言学习和身体情感性体会的被分离；2、对他人的认识体验的虚拟化。前者对千禧一代尤其关键，后者对游戏玩家尤其透彻。
对于语言的双重性、以及语言符号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的深刻领会，根植于受到信任和依赖的他人，对个体来说就是母亲。而当这一过程被简化为人脑和机器的信息交互时，语言习得便脱离了只有身体接触才能产生的情感效应，与此相关的调整空间变得越来越小。
言语不再具有情感互动才能领会到的意义，意义不再根植于躯体互动，交流互动不再依赖躯体间的情感关系，而仅仅被视作简单的信息交互，这无疑是一种折磨，人类的感知系统并不是这么设计的，心理变异会随之而来。
为了缓解这种折磨，人们创造了很多表情包，却几乎从来都用不好，它们似乎一开始就成为了某种调侃的存在，而不具有自我表达和互相体察的作用，因为人们的感性能力已经堕入了危境，这是唯一一种能使人对他人进行移情认知的工具。
功能是多样的。相比文字信息，语音信息给人感觉更加亲切，也更加方便。但数据显示，发送语音已被视作只有老年人或者销售和司机这样的人群才会做的事。
根据腾讯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55 岁以上的人群每发出五条消息中就有一条是语音信息，而 21 岁以下用户每发送 10 条消息中才有一条是语音信息。这个数据很容易说明问题。年轻一代的脑回路与他们的父辈已截然不同，简短文字和碎片化情感交互就是他们本初的认知和感知模式，他们的习惯中并没有多少语言沟通的痕迹，而他们的长辈则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语言的习惯。
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来访者，他们仿佛只是“找个人聊天”，而无需接收来自对方的任何信息，我的单方面移情就像一盆泼向旷野的水，没有任何着落。对方的前扣带回处于关闭状态。这样是无法进行心理协助的，如果能，那么对着树洞哭诉一场也照样能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有天生的移情能力，它曾经帮助人类在不具备语言能力的婴儿阶段体察来自周围的信息，也是一生中人际关系构建的基础设施。有人说移情能力是一种天赋的情感，也有人说它是可以通过培养教导达成的一种心理状态，众所周知的某非人道的模拟实验曾经指出，如果将一个婴儿放在无人出没的房子里，只用机器给养，这个孩子很难生存下去。
死亡是夸张的，心理变异则是确实的。移情能力的匮乏会导致一种类似孤独症的倾向，社交发生障碍，而缺乏感性能力会表现为对他者存在的感知的迟钝。如果两者同时存在，则符合精神病学中的一个定义：述情障碍。
而这种现象似乎恰好呈现了当下时代生活不稳定的核心——社会主体的分崩离析、自我认知对时间的感知的碎裂。
处理信息和图像的认知性劳动工作者对这种不稳定性新规则的反应会尤其敏感，作为纯粹信息化的工作，它不需要被限定在任何物理区域中来进行，信息在抽象的网络空间内被转换、打破再重组。当近几年前“在家工作”成为潮流时，人们欢喜雀跃，认为终于可以不坐班了，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事实上却是，它强行拆除了工作和生活的唯一界限，也削弱了人的社会性。
走丢了的安全感
如果你的亲密关系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复你的留言，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类问题已经进入了反讽自嘲的段子市场，其实它一点都不可笑，很多家长甚至会在孩子没有及时回复留言的情况下拨打报警电话。这种恐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里是不可想像的。
数字化技术赋予人们更多的权利，提高了交流的效率，然而也同时偷走了你的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恰恰是高效率所导致的。数字技术的性质令人们时刻处于一种情绪悬念中。
我们通过网络交流的情绪都是碎片，简短的和非正式的，只有更多的交流才能消除其不完整带来的空虚感。于是人们经常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希望知道故事的下一步是什么。像不像希区柯克所说的“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
在一段TED演讲中，博客作者Sherry Turkle认为，数字交流的这种特点形成了一种新的交流模式和人际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情绪还没有完全形成就被表达了，同时交流和表达成为了情绪的一部分，未被交流和表达的情绪被当作不完整的情绪。思想和情绪从内在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外在的、公共的、循环的过程，自我认知的过程也越来越依赖于循环的互动，这就产生了一种“合作性的自我”。
与此同时，人们丧失了作为一个完全私人的、自我满足的个体的能力。现代文化不再要求人们学会独处，也不再培养私人状态下的反思能力，因为太快了，你还没来得及想，“它”已经被流通出去了。
这是个不断强调自由和独立的时代，但也是一个令人们失去真正独处能力的时代。
“人们似乎完全清楚，很多重要的对话难以在互联网上实现，这里无关通讯安全，而是失去了肢体语言的辅助，你很难讲清楚的那些问题。然而人们又似乎无法抵挡网络的诱惑，他们必需通过这种方便渠道在最短时间内释放自己的情绪” —— Joseph Grenny
网络回音壁制造的杀人狂魔
生活体验的虚拟化与述情障碍有着相似的效果：首先减轻由于被拒绝、被隔离、被嘲笑而感受到的痛苦，其次加强与他人进行联系、在社会中区分幻想和现实的无能。
2011年发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大屠杀事件死亡八十余人，伤300余人，乃一人所为，就是被判处21年徒刑的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1979年生，奥斯陆本地人。他也是著名角色扮演游戏《魔兽世界》的忠实玩家。那之后，他成为很多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研究人士的关注重点。
研究人士认为，长期接触虚拟环境是导致当代心理认知突变的重要原因。但决不是说游戏玩家都有布雷维克那种程度的心理变态，对于布雷维克来说，暴力行为的生成很复杂，其中包含了更多糟糕的童年经历、以及种族主义劣质信息的长期污染，结局是一系列综合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导致心理折磨的先决条件和将大量时间投入虚拟空间活动所产生的综合效果，很有可能对年轻人造成强化的疏离感，在某种意义上诠释去社会化，并加深对身体和情感互动空间的误读。
你能从很多杀戮事件的主犯身上找到类似的逻辑线索，比如13人死亡、24人重伤的科伦拜恩屠杀事件、9人死亡、无数人受伤的约凯拉校园枪击案……尚未得见对Charlottesville 新纳粹暴力行为主犯的公开心理分析，想必其中也会存有布雷维克的阴影。
信息传播途径的增殖和电子仿真物的潮流是势不可挡的，人们已经日渐退避到有限的、与自己相同立场甚至观点都一致的虚拟空间小圈子中，在此中享受与期望相符、能巩固自身想法的信息内容。
布雷维克就是这样被铸就成杀人狂魔的。和绝大多数极右翼一样，他有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厌女症、对身份有强烈的净化欲求。虽然在他的博客文章《2083:欧洲独立宣言》中，布雷维克坚称自己不是纳粹热衷者，他说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希特勒”。
他的文字和很多网络文章一样的肤浅、偏执、煽情、大段的摘抄，但其中明显透露出他的信息来源存在高度集中，稍微自如一点的浏览方式也不至于把他塞进这个狭小的瓶颈，就是在这个瓶颈中，他被推向了民族主义的疯狂。
在对布雷维克这位极右翼变态杀手的研究中《一起挪威的悲剧》一书这样写道：
信息革命的悖谬在于，尽管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各种各样的误解却依旧存在……在美国，认为奥巴马是个外国穆斯林的大有人在，这些家伙本来完全可以了解得更清楚些。人们只阅读与自己政治立场相同的新闻，因此，新闻壁龛出现，“平行真相”在媒体中上演。
与人们最初想象的计算机文化乌托邦是相反的，互联网带来了盲信和偏狭的复苏。政治、宗教甚至仅仅是眼缘关系的小众组织成为互联网空间的数码部落，他们一直在试图确证自身，消除对偏执的恐惧和憎恶的怀疑。
在这种布满回音壁的网络空间里，到处都是患有恐怖症的幽灵，他们惧怕不同意见，拼命的排斥异己，逐步将自己锁入更小的牢狱。宽容、民主的辩论消失了。
被剥削着的神经
一位朋友讲述了自己卖公众号的过程。由于无心写作，又舍不得粉丝量增长带来的收益，他准备雇佣写手来维系公众号的运营，获利分成。由于对增长效果不满意，一个月内他换了七位写手，而最后一位最有趣，微信后台显示对方无法注册为管理员，原因在于“该账号已经被绑定了超过5个公众号”，这时他才明白，原来传说中的专职代笔人的确存在。
这绝不是数字时代智力工作的特例。
任何形式的人类生产都与认知活动有关，哪怕最为机械化的生产也是如此。智力实践从未缺席。但如今却是，认知生产力正逐步成为生产的核心资源。工业时代的劳动中，心智工作是重复的、下意识的、由神经指导的肌肉活动，当下的智力工作则是在不断改变自己的工作对象和工作程序，因此把心灵纳入资本保值的进程中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突变。
意识情感器官被迫受支配于竞争压力、不断增加的刺激因素，以及对其注意力的持续利用。由此来人类心灵的形成、并在其中对他人产生关联的精神环境，就变得相当病态了。
互联网文章篇幅有限，太长了你肯定不爱看，于是这个问题在这里很难说清楚。它至少关系到三个领域的研究：智力交互下政治经济的批判学、语言-经济流体的符号学、信息领域的精神病学。感兴趣的话可以找相关论文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