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集体进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中国的显学之一，持各种观点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在最近的各种场合的演讲中都透露出坐立不安和焦躁的情绪。比如前不久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经济学们的“呼吁”，以及最近华生、高善文、吴敬琏等都纷纷发表自己有关中国“未来”的最新观点。
而刚刚落定的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大调子”中再次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并且“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中央刚刚定了明年经济“大调子”…极简点评版“看清”形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暂且不论目下中国经济领域的各种“纠结”和“两难”，单说“改革之初”，其实“进退维谷”之果或许就已经种下。经济学家们集体“失灵”了——他们此前一直自觉或不自觉的扮演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角色，即使有少数的“明白人”也有所节制。 中国的改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名，在所有制及产权变革上“一点点突破”。而这些“突破”皆来自于农村广泛承包制的“启发”和“经验”，是又一次的“农村包围城市”之经略。这本无可厚非，事实上也造就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突飞猛进。但同时也留下了“病灶”，即所有制改革之困。 看一看当时经济学家们为中国的改革所设计的几种出路就一目了然了：一是理顺价格，二是明确产权，三是以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委中心。这三种方案尽管看似各不相同，但共性都是以经济改革作为配套改革的中心，均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现实镜像。更不用说此后的“人口红利”，“后发优势”以及“新结构”了。本质都是在“诠释”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涉及除了“经济”之外的“另一面”。 因此，在整个40年的时间里，围绕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争论甚至反复，案例不一而足。乃至于在这种争论和反复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交替式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模样，几无现代经济力量之“一股”，总是“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之“进退两难”。极端时，极易推倒重来。 经济学家们，事实上，对此“无能为力”。尤其是面对经济形势严峻之境况，经济学家可以通过现象发现经济问题，甚至可以“庖丁解牛”，但是无法解答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内的现实难题的。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本质上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比如始于农村的改革，必然面临着包括“人口大迁移”、“城乡二元化”、“新生代移民”以及人和土地等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如今，40年之后，“返乡创业”被鼓励，由当年的“从农村到城市”正变成“从城市到农村”。 经济学家们集体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不足为怪。他们的谋略，招数再多，其实终究免不了“滑铁卢”。 尽管一如若干年之前的“莫干山会议”一样，此前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的经济学家们的“发声”，被视作“意味深长”——可总的来看，在中国理论界，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理论界，辩论气氛却变得如今的经济形势一样，“很冷”。 最值得担忧的并不是如何将改革全面深入下去，而是重新赋予“改革”的历史意义感。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整整四十个年头的这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上：新时代，新使命，新意义。即重构“改革的伟大意义”。这一点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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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三水，又称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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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韦三水）：经济学们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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