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向左，还是向右？

#《资本的限度》读书笔记第一篇#

在今天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必要重新回望自20世纪70年以来的“政治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的乱局中兴起的资本家阶级精英分子恢复、巩固，并在一些情形下重构了他们在全世界的权力。

《资本的限度》作者，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大卫哈维同时也是一位著名政治学学者。他说，这次政治转变——阶级权力的恢复和重构——意义重大。阶级权力本身是含糊的，因为它是一种难以直接衡量的社会关系。但它的行使需要一个看得见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即收入和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这些积累和积聚的存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都得到了联合国报告的广泛关注。

当时人们发现，世界上最富有的358个人的资产净值“等于世界上最贫困的45%的人口——共计23亿人——的收入总和”。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个人“在到1998年为止的四年间使他们的资产净值翻了一倍有余，超过了1万亿美元”，因而“世界的前三名亿万富豪的资产超过了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及其6亿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些趋势一直在加速，尽管各处的加速并不平均。在美国，前1%的收入赚取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到2000年翻了一倍有余，而前0.1%的人达到了原来的三倍有余。从1972年到2001年，“从低往高第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87%”，而“第99.9%个百分位的收入增长了497%”。在1985年的美国，《福布斯》400位富豪的财富总和在按照通货膨胀予以调整之后“为2380亿美元”，“平均资产净值为6亿美元”。到了2005年，他们的平均资产净值则是28亿美元，全部资产达到了1.13亿美元——“超过了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转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管薪酬的急速上升。

“按照今天的美元来计算，普通的首席执行官在1980年可以挣160万美元年薪”，但到了2004年，年薪数字上升到了760万美元。中国情况则是“1%的人掌握着大部分的财富”。

哈维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新自由主义政策掌权了——这些政策在地理上的扩散是非常不平均的——收入和财富极其悬殊的差距就会随之出现。在1988年之后的墨西哥，随着私有化和经济结构转换的浪潮，有24名墨西哥亿万富豪出现在了1994年的《福布斯》世界富豪榜上。在2005年，严重贫困的墨西哥拥有了比沙特阿拉伯更多的亿万富豪。在俄罗斯以”休克疗法“实行市场改革的几年间，七名寡头控制了近一半的经济。

由于撒切尔在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前1%的收入赚取者到2000年为止已经把他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一倍。东亚和东南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自1990年已来——主要是在它们的经济遭受到了1997-1998年猛烈的金融冲击之后——它们的不平等程度却出现了45%的增加。

同时，全球的劳工力量受到了严峻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报道纷纷生动地描述了工人的绝望处境。据说有10亿左右的人依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来挣扎求生，还有20亿人是每天两美元，而富人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全球四处积累财富。

既然如此，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爆发革命的抗争，反抗迅速增长的不平等和对分配公正的漠视？

哈维说，一部分困难是意识形态造成的。人们广泛地接受了个人主义可以带来的好处和自由市场据说可以给予的自由，还接受了个人对于自身福祉的责任；这些看法共同构成了一道森严的意识形态壁垒，使人们无法创造针锋相对的团结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成了新自由主义者。

从上层阶级的立场来看，新自由化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要么恢复了统治精英的阶级权力（例如在美国和英国），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巩固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墨西哥、印度和南非），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例如在俄罗斯）。媒体在上层阶级利益的支配下宣扬了一则神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会在经济上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不够有竞争力，也就是不够符合新自由主义。它们鼓励企业家式的冒险和创新，从而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增长。若下层阶级的处境恶化了，据说就是因为他们出于通常是个人的或文化的原因未能增进自身的人力资本，是“个体自己的无能”——这显然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在这样的世界里，上层阶级以及精英们宣扬的口号和理念是：只有最适合的人才能存活，才可以存活。

然而，一场巨大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首先在1997-1998年淹没了东亚和东南亚，然后倾泻到了包括俄罗斯（1998）和阿根廷（2001）在内的各个地方。再到后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如今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动荡不安”。

世界开始“一地鸡毛”：旧“联盟”瓦解，旧“秩序”破碎，人们争吵不休，贸易战、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各种形式的“要挟”与“被要挟”，接二连三。新自由主义被自身的内在矛盾深深地撕裂了。

选择和重构，是必然的，也是从2019年开始以来的绕不开的大命题。随之而来的，或是重新出现的“战争”的威胁。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经济斗争往往会向政治斗争的方向不可阻挡的演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会借机重燃。更不易被觉察的“风险”在于：资本家很有可能变成无产阶级，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明确表达的那样。而每一次“战争”，似乎都是一次彻底的世界级的“清算”以及之后的利益重新分配与秩序重构，就像前两次世界大战的那样。

如果说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各种混乱中胜出的解决方案大致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或“自由市场”的路线——带头的就是金融资本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城市精英族——的话，如今的世界，似乎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拐点——强势的国家干预主义，再次出现在舞台之上。

（相关阅读：现代化的新冲突与世界经济重心的再探讨）

整个世界开始面临着围绕“新空间”与“新秩序”的选择与重构：向左还是向右，再次事关全球人类的命运与福祉。（本文内容综合拆自《资本的限度》一书，作者为大卫哈维，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