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支教时，有个小男孩对我说，我将来要当作家，要把名字印在书上。他蓬头垢面，穿着一双好笑的红色塑料拖鞋，是他姐姐穿剩下的。我至今还记得那认真倔强的表情。多像曾经的自己。
刚记事的时候，爹决定让我背点东西，锻炼记忆力。他问我，背π还是背诗？
我压根不知道什么是“派”，什么是诗。歪着头假装想了想，说，诗。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爹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这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我摇头晃脑地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背“春眠不觉晓”，背“蟑螂吃水清兮”，后来才知道那是“沧浪之水清兮”。如今我常常想不起昨天刚看的论文，《木兰辞》倒是张口就来。大概是内存被占用太多，又舍不得清理。
爹是中学语文老师，有一房间的书。娘说，爹是镇上第一个拥有书房的人。娘还说，爹是个穷教师，脾气也不好，可她就看中爹一点——爱读书。每个月工资一到手，爹就拉着娘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一趟就花去大半。换了别家的媳妇该跳脚了，可娘说，爹挑书的样子最迷人。
我常溜进爹的书房乱翻。这一排是文艺理论，那一排是古典诗词，有一个大橱里都是些外国名字，从尼采昆德拉到杜拉斯阿赫玛托娃。我最喜欢书桌边上那一箱古典章回体小说，《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一本接一本读下去。林冲夜雪山神庙那段，我独忘不了林教头“却把葫芦冷酒提来便吃，就将怀中牛肉下酒”。有一次家里吃白切牛肉，我偷偷藏了一块，半夜在被窝里偷偷地啃，一边遥想林教头的风姿，不觉昏昏睡去。第二天一早人赃俱获，收获一顿暴打。还有一次，我找出本贾平凹的《废都》，翻了几页吓一大跳。心想不好了，爹居然看这么流氓的书，要不要去告诉娘？
四年级时跟爹娘去北京玩，我吵着闹着，非得带上一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师说了，这是名著。我在候车室看书，在火车上看书，跟天安门合影时还在看书，恨不得对周围每个人嚷嚷，快看呐，这儿有位红领巾在读名著！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装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初中部的图书馆只对教师开放，我用爹的名义去借书，上课偷偷看。教数学的老孙头气急败坏地找到我爹，看看你儿子，一节课被我没收了三本。爹安慰了一番老孙头，回家把书扔给我，臭小子，品味还不错。那次借的有狄更斯的《双城记》、雨果的《九三年》。隔了几天，爹铁青着脸回家，二话不说，解下皮带就抽。我一边嚎一边想，不该去借那本《金瓶梅》啊。
初二那年，我喜欢隔壁班的花花。花花作文写得好，每回都贴在橱窗里当范文。出于一种小孩子好笑的“相爱相杀”的心态，我发誓要写过花花，让她注意到我的存在。于是我刻苦钻研《初中生作文选》，没用；钻研《高中生作文选》，没用；接着是《少年文艺》《故事会》《萌芽》……还是没用。绝望之际，我找到了一本《文化苦旅》。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我的作文脱胎换骨——平均每千字要惆怅四次，掩卷沉思三次，潸然泪下两次，问苍茫大地一次。老师们都惊叹了，这个傻头傻脑的男生，原来是如此一副忧国忧民的心肠。
毕业前，最后一次，我的作文贴在橱窗里。那是一篇藏头文，每段第一个字连起来是“杨花花我喜欢你”。班上最笨的小孩都读懂了，可是花花不懂。
高一暑假，正逢法国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西班牙6：1大胜保加利亚，最后仍惨遭淘汰。赛后我百感交集，写下了一篇观后感，大概叫什么“伊比利亚的黄昏”。我用尽了一个十六岁少年所能想到的所有华丽辞藻，写满了深情押韵的句子。我非常得意，然后打算寄给《新民晚报》。这是我第一次投稿。我不确定应该投给体育版还是副刊，想了半天，最后决定：两边都投。从邮局回家的路上我特别兴奋，觉得自己大概要出名了。忽又苦恼：要是两个版面都抢着要怎么办？好像得罪哪一边都不太好。
从那天起，每天下午三点一过，我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宁。好不容易盼到了邮递员的身影，我一把抢过报纸，先翻体育版，再翻副刊，心情便黯淡了下来。
直到世界杯结束，法国队拿了冠军，还是没能在报纸上找到我的名字。我忘不了那种无望的等待，像极了暗恋的滋味。
高三迷上了金庸古龙，没日没夜地看。现在想来，我爹敢于把《情人》《洛丽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放在书架上任我取阅，唯独把一箱武侠小说加了锁，真是知子莫如父。书是同班一个绰号Strong的男生借我的。两人一下课就比划龙象般若功黯然销魂掌，自比“北萧峰南慕容”。我俩约定高考后去少林寺挂单学拳，Strong考砸了，我就没好意思提这事。多年后偶遇Strong，抱着十个月大的女儿，戾气褪尽，无限温柔。
要填志愿了。语文老师劝我报复旦中文，班主任物理老太怂恿我考交大物理。我喜欢文学，但物理成绩好像也不错。那天物理老太把我叫出教室，告诉我考复旦的推荐分是5分，而交大有10分。我失眠了，辗转了一整夜，最终决定接受交大的招安。几天后志愿表交上去，语文老师痛心疾首，一声叹息。我悲哀地想，是不是哪怕交大的推荐分只高半分，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跳进这座山神庙。理想、兴趣，说穿了就是这么不值钱。我魂不守舍，无心复习，语文老师的叹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知道我的文学梦算完了，科学梦还得从头做起。
纪伯伦说，我的心曾悲伤七次——忘了是第几次，在困难和容易之间，它选择了容易。
高考后，我封存了一箱闲书，打算老老实实当一个理科男，做理科生该做的事。我做题，写实验报告，熬夜看欧冠，在教室后排昏睡，去校门外的黑暗料理撸串，在喧嚣的小网吧亢奋地CS，肆意挥霍着大把大把的时光。每周一篇的随笔戛然而止，厚厚的一册摘抄本一笔勾销。都是些没用的玩意。我笑自己，你没那么才华横溢，也没那么多愁善感。我不需要书写什么，也不需要抒发什么，四种音调的“我草”足以表达我所有的情感。
2007年夏天，我在陕北支教。没课的时候，我爬上高高的塬顶。天地苍茫，大风从鄂尔多斯高原浩荡南下，带着沙粒的质感。云朵在大地上投下影子，掠过千沟万壑，像一尾尾鱼。人们在大地的褶皱里挖了几眼窑洞，拉扯出几块旱田，便在这穷山恶水中生存了几千年。
此地贫瘠，然向学之风炽烈。单看窑口贴的春联，那字句，那笔画，足以令我这个所谓的博士生汗颜。放羊的杨老汉喜欢讲古。他饶有兴致地告诉我，这一带向来是兵家重地，小范老子（范仲淹）打西夏，杜松将军打漠南蒙古，不知死了多少人。1934年，老谢（陕北红军将领谢子长）的部队，也在无定河边打过几个大仗哩。
无定河，我脱口而出，是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无定河？
是啊。沿着河往上游走，便是那赫连勃勃大王建的统万城，也叫赫连台的。
他低头叹息，只剩下一截城墙，几眼窑洞，没啥看头。
无定河边暮角声，赫连台畔旅人情——好久好久不背诗了，没想到它们还在。像多年不见的老情人，一颦一笑还是那么销魂。
支教结束后，我背上行囊，一路西行，去追逐那些唐诗中的地名。搭货车，坐摩托，蹭拖拉机，跟着转场的牧人骑过马，夜晚，找个加油站搭帐篷。大漠孤烟，废墟落日，我行走在日复一日的苍凉里。想象着脚下的这条路，如何被脚掌、马蹄、驼印一步一步踏出来；如何一次次被大雪覆盖，被风沙掩埋，被鲜血浸染。那些埋在心底的诗句，被一个个古老辉煌的名字唤醒：凉州、阳关、玉门关、居延、轮台、楼兰、交河、走马川、丁零塞……
独自面对大块的空间和时间，除了笔墨，无以排遣。我买来一个小学生的作业本，默写诗词，记录感想。写满了，又买第二本。最后竟是七本满满的行路笔记。
二十五天后，我站在通往吉尔吉斯斯坦的吐尔尕特口岸，风尘仆仆，形同乞丐。向西，是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的莽莽群峰；向北，是李白的故乡碎叶城；往南，是阿里无人区。我该回去了，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长风几万里，吹疼我的脸颊。这是我真正的成人礼，是我迟到的少年游。
想起了支教时，有个小男孩对我说，我将来要当作家，要把名字印在书上。他蓬头垢面，穿着一双好笑的红色塑料拖鞋，是他姐姐穿剩下的。我至今还记得那认真倔强的表情。多像曾经的自己。
原来从未忘记。
回来后，去看望高中语文老师。告诉她，失去的东西我会亲手拿回来。
我重新拿起了笔，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独自醒来的清晨，一个字一个字地找回自己。我不再是那个捧着《桑干河》的少年，不再在乎别人的眼光。就像跑步，只专注于自己的步伐，不管路边有没有人为你鼓掌。
年少时的记忆，像相机的底片，只感光，不留影。随着光阴流逝，岁月沉淀，一张一张洗出来。
我知道，我的第一张底片是这样的：
——背π还是背诗？
——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