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前头：
今天整理印象笔记时发现了一些旧文章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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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红狼（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514507972/
一场风波
上个月，大理古城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
率先走上街头的是被称为“摆摊的”群体，有别于通常意义的个体经营者，首先他们不喜欢这个称呼，其次，他们也不乐意被贴上任何标签：
无论是被外界批评为“从淘宝网批发粗劣手工艺品冒充旅游特产”的小贩，还是被叫作中国式嬉皮士、在路上的一代人或是别的什么具有文艺暗示的称谓
——“摆摊的，不是一个整体。“
在人民路中段摆摊销售手工皮制品的柴玛说，摆摊的会为了争抢有利的”摊位“打架，因为没有统一价格而恶性竞争，彼此唾弃对方卖的是假货。其中最严苛的责难是宣布一个人是”无趣的“。在”摆摊的“圈子里，你可以一贫如洗，可以互相干架，可以每天骗一个城市来的笨女孩/男孩上床，这一切都能得到宽容，唯独没人愿意与无趣的家伙交朋友。
柴玛相信一个无趣的人永远无法理解一路走来一路生活的哲学：夏天在青藏高原度过，冬天去温暖的亚热带，雪域的商品被带到潮湿的盆地，像世纪之初的货郎，卖掉一背包的商品，攒够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旅费就出发。
一个真正的”摆摊的“，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三个月，哪怕是令人流连的大理。
摆摊的行为是为了维系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卖掉商品本身，这其间的微妙区别由他们自己掌控。
”譬如，你就不是一路人，“在共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素斋以后，柴玛对我下了结论：”你不是一个能生活在路上的人。“
我耸耸肩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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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接受采访的条件，这餐饭我做东。柴玛选择了由一群佛学者主持的”一然堂“，这是一个自助式素食食堂，食材取自城外志愿者耕耘的有机农场，早中晚各开放两小时，堂内不设收银员也不提供食物以外的服务。人们依序排队，朝铜制的香炉投下五块钱——不管你吃多少，只要五块钱，你得自己从香炉里捡钱找零。有的人忘记带钱，姑且先吃饱，下次一口气给个十块钱或是根本不给钱，也是可以的，柴玛说佛祖不计较利息。
不管你是隐居古城的前跨国公司高管、需要围头巾戴墨镜遮掩的名人显贵、平凡如尔等众生，亦或一个”摆摊的“，在”一然堂“都是平等的，一人一条板凳一口碗，管饱。一位志愿者向我推荐了”一然堂“自制的豆腐乳，四川风味，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味道出奇的好，叫人胃口大开。
在约莫一小时的交谈中，柴玛换了三次餐盘，吃掉了与体型极不相称的食物。
摸着圆鼓鼓的肚皮，以五块钱而论，这是我在中国吃过的最满足的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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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玛对自己纯正的摆摊生活方式感到自豪，尽管柴玛肯定不是真名，他自称的年龄至少有十位数的浮动空间，他扁平的五官轮廓与河北口音更是暴露了其真实——或者说”原来的身份“，如果能还原他刻意晒黑的皮肤，摘掉那顶越南草帽，再将麻布长褂换做一身优衣库，他便是一个沿海城市随处可见的普通上班族。
在柴玛的叙述中，上个月的示威游行由”摆摊的“大获全胜告终。
当城管试图对摆摊的行为进行约束，”摆摊的“人们团结一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证明了慕名而来大理的游客中一半是冲着”琳琅满目“的小货摊。柴玛认为尽管那些商品可能对一部分人毫无吸引力，但并不是每个游客都见多识广，古城人民路上需要经营古董家具的前大学教授，也不能少了20块钱一只的手镯。
吃饱肚子，柴玛回到属于自己的地盘，从80公升的登山背囊里倒出一地商品。
”淘宝？“柴玛不屑地说：”外行吧！都是去阿里巴巴批发的啦，到哪不一样？”
拉萨八廓街、阳朔西街、丽江四方街，99%标榜少数民族手工制造的商品都是浙江产的，而那些传统藏饰、滇银、英吉沙小刀多半是甘肃的回民批量生产的，不管看起来多么具有“民族特色”。柴玛说真正的手工制作成本远高于工业化，如果能接受那种价格，就去人民路上装修最高档的店挨宰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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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大多数游客需要一种他们能消受得起的旅行，包括折扣机票与廉价的原生态体验，只消不去深究就皆大欢喜。
摆摊的满足了这点。
“随便想想就明白，所以我们赢了。”柴玛宣布。
在柴玛摆放货物时，他的背囊与其他”摆摊的“人们的背囊被搁在角落，无人刻意看管，背包们相互靠着、立着，看起来还装有许多东西。
当然，那里头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以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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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女孩刺猬眼里，上个月的游行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属于己方：新移民、原住民、投资古城的业主与可怜城管的胜利。
”大理城管的战斗力在全国是最弱的。“刺猬说，她描述大理城管的口吻好像是在讲一个弱不经风的小男孩突然闯进大人的世界。
大理城管的交通工具是电力驱动的观光车，开放式的车身缺乏防御性能，也不具备”藏武器“的富裕空间，城管们会在白族阿婆的斥责前抬不起头，在理论时输给一个能言善辩的咖啡馆老板，甚至被”摆摊的“追打——如果冲突白热化，他们就撤退。
“所以我们站在城管前面，”刺猬双手叉腰道：“保护他们。”
气势十足，但她纤细的身姿看起来没有一点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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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曾是跨栏运动员，刺猬仍过于瘦弱，长及腰际的头发被束成马尾，收拾在一顶“始祖鸟”牌棒球帽下，一边肩膀搭着一件机车夹克，另一边搭着挎包，好像随时要去旅行。
她声称自己的肤色曾经不是小麦色。
“在洱海边走一圈就这样啦。”
两年以前，刺猬在南方一个港口城市做语文老师，一度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将教授闹哄哄的小学生背诵《静夜思》。
一场大病改变了刺猬的生活，手术结束，她不打算立刻回到教职岗位——更多是为了逃避逼婚。那一年她才22岁，但在传统的南方家族看来，结婚已经嫌晚。
她难以理解上一代人为什么热衷于教唆自己跟不熟悉且全无感情的人结合，长辈们总说感情可以慢慢培养。
刺猬却觉得这是人生最不能妥协的事。
旅行顺理成章，她告诉家人要出去走走——在已经出走两千公里以后。
就像许多定居大理的移民，先是偶然路过的游客，然后是长客，按周计算房费，接着在某一天搬出旅馆，租下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以东部沿海为参照，大理的生活成本不高，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没有的，不要也罢，似乎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打发漫漫长夜。
去年，刺猬开始在作业本上绘制建筑蓝图。
两泡茶的间歇，刺猬向我展示了那些图纸。平心而论，好像十岁的孩子在涂鸦想象中的房子，毫无专业性可言，不能被任何一家严肃的建筑事务所受理。
但在大理，人民路两侧漂亮或不漂亮的旅馆都是如此出现的，最笨拙与最精巧的设计并存，出自每个人的离奇梦想，而不仅仅依照图纸、规则、合同。就像将一把混合了数十个品种的植物种子洒在山坡上，各自生长，来年倒也相安无事，不碍眼。你知道大自然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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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租下的白族院落本是三坊一照壁的格局。“坊”是指建筑单元，三坊就是三合院。云南多山地，斜坡不及平地空间充裕，院落浅，造不了四合院，便常用一面朝南的白墙替代一个建筑单元，称之为“壁”，至于“照”的字面意思是说白墙反射阳光，将整个院落衬得温暖明亮，不仅保证私密性，顺便解决了“谁住朝南房间”的矛盾。
她觉得这种传统设计很聪明，不需要改动结构就能适应现代生活。
于是她把注意力集中在室内，给储藏玉米的阁楼开天窗，叫月光照在床上。
当她受够了当地工人的时间观念，便爬上脚手架粉刷墙壁，开始亲力亲为每一道建筑工序，从零学习造一间房子乃至经营一座旅馆的全部技能。
受限于微不足道的预算，刺猬以收购废品的价格从山东买来一卡车旧门板，敲敲打打，按上四条腿，变成摆在每间客房的书桌——相比平板电视，她觉得来大理的客人更需要读书。
不消说，占据一整面墙的落地书架只是工字钢与木板的组合，全都出自一个大病初愈的瘦弱女生之手。
直到刺猬的旅馆营业，老家的父母还以为刺猬很快会回去跟一个陌生人结婚……
男朋友是一场意外的收货，对方是个喜好登山的无锡男生，他们通过网络交流，并在假期相邀徒步旅行——云南正好是中国最适合露营的地方。
这段恋爱关系足够稳定，所以不需要靠谈婚论嫁来巩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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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语文老师，变成建筑设计师兼职建筑工人……不管刺猬如何定义自己在大理的身份，在上个月的游行示威中，她摆明了立场。
当”摆摊的“侵犯公共土地，堵塞交通，乃至赖在别人家门口（通常”别人家“兼职一间咖啡馆或餐厅），古城城管终于鼓足勇气试图干涉。
然而战果是一边倒的，城管们不仅输在战斗力上，由于国庆黄金周的示威游行，在气势上也输了十万八千里，甚至不再名正言顺，仿佛站在了所有来大理的游客的对立面。
于是，援军来了！
投资古城的业主——即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但大抵是一群平常只顾着高谈阔论的咖啡馆老板与酒馆老板；
新移民，以古城为生活中心，刚跟原住民签了几年租房合同便迫不及待的宣布自己是大理人；
长住在古城的外国人一部分即是业主也会偶尔摆摊，他们崇尚表明立场，更喜欢凑热闹——我怀疑哪一边处在弱势，外国人就站在哪一边……过去他们曾经支持摆摊的，现在站在城管的阵营；
最后是在古城内比外国人更少数派的白族原住民，他们只是单纯的抗议人民路赌得厉害，要知道人民路最繁华的路段同时也是大理第四中学所在地，不管外人怎么想，原住民依然认为这是自己生活的地方。除此之外，原住民态度乐观，与云南其他地方相比，大理的中学生可能会在意式咖啡馆度过午休，一些孩子们可能过早接触到灯红酒绿，但也有一些会在不经意间抓起一本萨冈的小说。横竖，凡事有利有弊，白族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民族，凡事处之泰然。
于是，像刺猬一样将大理当作家乡的人们，组成了松散的联盟。
那天，他们站在城管前面，与”摆摊的“游行队伍狭路相逢。
首先比较口号响亮，然后就大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开激烈辩论，谁都相信自己的行为对大理最有利，游客们则充当公证人。
我很遗憾不能身临其境，以至于无法做出客观的评价。
结果，双方都宣布己方阵营胜利：
摆摊的继续摆摊，避开了要道；
店铺挂上了”门前请勿摆摊“的告示牌，不再追究依靠在自家墙角的摆摊人士；
古城城管仍旧每天驾驶观光车巡视街道，偶尔会停下来要求一个卖凉鸡米线的排档后退几米缓解交通压力。
两个阵营依然彼此敌视，没人能保证不再爆发冲突。
但是生活在大理的人们已经逐渐学会如何解决问题，不管是世代定居于此的古老家族还是每年只来几个月摆摊的柴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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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生活在别处
苍山积雪的那天，感冒袭击了古城人民路。
走在路上的人们喷嚏不断，我怀疑原罪并非突然降温：你暴露在云南高原直射的阳光下，穿毛衣嫌热，走到阴影里，又恨不得多件棉袄。
白天，绵延千米的人民路，一半经受阳光蹂躏，一半笼罩在寒冷的阴影之中，有的人还穿着短裤衩，有的人罩着薄羽绒，只要沿着一个角度行进，这都不是个事儿——但若你一会儿在阳光下，一会儿又进入阴影，走路不讲规矩，多半就要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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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柴米多集市喝了一杯加了姜糖的热红茶，擦过一把鼻涕，恢复了些许元气。
柴米多集市位于与人民路交叉的叶榆路中段，正对着大理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中心门前的红色横幅写着“共建新大理”。集市的发起者是一个来自仪征的移民家庭，租了几百亩田，起初只是为了销售自家出产的有机农作物，后来觉得人多热闹，在移民圈子里发了条消息，很快连桌板都不够用，后参与的移民不得不在地上摆摊——发起者对桌板收费，每张桌子每周五块钱，非常“大理”的定价。
参加集市的规则很简单：你要么租了几亩田，要么有一技之长能操持烤箱摆弄烘焙机，要么像赵先生与台湾孩子们一样现学现卖。
过了上午九点（以大理人的标准可谓早起），客人陆续到来，从那些停靠到叶榆路边的私家车上，你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车牌照，他们带着孩子，牵着狗，在竹条编织袋里装满果蔬，然后坐下来喝一杯。尽管出自同一批咖啡馆老板之手，手冲咖啡在集市的定价只得人民路上的1/3，这是卖给邻居与卖给游客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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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上午11点，我的胃里装载了如下食物：
二百克手工烘焙的亚麻籽面包，来自一位成都女士，她只在心情好的时候将自己的作品带来集市，其他时间在家接受面包订单，鉴于这可能是大理最好的面包，订户以外国人居多，今天她也只用了20分钟就卖光了收成，留下最后一只糖霜面包给自己就茶吃；
一只香菇野笋包子、一只莲花白炒土鸡蛋包子、一碗红米粥、一碗甜酒（醪糟）。包子皮薄馅多，由六十多岁的太原老阿婆制作，她移民古城九年，今次与卖甜酒的白族阿婆共享一张桌板，推出组合套餐，我不得不都尝一遍；
两只伙山出产的野梨，吃起来有库尔勒梨的口感。当事人赵先生强调自己租下这片山地之前完全没料到附赠了一片无人照料的梨树，野蛮生长的例，丑陋得非比寻常，迫使赵先生学做梨酱。这是头一回试验成果，我自告奋勇的充当志愿者，消灭了一大勺。结果就像俗话讲的，歪瓜裂枣才是甜；
一个广州女孩提供的煎牛肉三明治，味道不坏……重点在于品尝三明治里的罗勒酱。罗勒是一个意大利人在银桥的农场栽培的，我额外买了一些生罗勒叶咀嚼，据说能消食；
整只以色列面包，未经发酵，犹太人在逾越节享用的那种，即便加了许多葡萄干也难说得上美味，但制作者是一群台湾素食者的孩子们，在他们殷切期盼的目光下，我只能吃光，好在他们还准备了一桶薄荷水，专门帮助吃太多噎着的客人消化。这个素食社团生活在郊外的合作农场，今年的生活课老师正好是一个以色列人，如果下次遇到法国老师说不定就抬出法棍卖了……
一瓶取材本地的木瓜酸奶，产自一个伊朗家庭在大理经营的农庄，值得一提的是其已经营了十五年；
此外我还喝了一杯手冲绿宝石曼特宁咖啡、一杯埃塞俄比亚风味的耶加雪菲咖啡、三百毫升未脱脂的牛奶
——早上刚挤的鲜奶，带着特有的咸腥味……
如果你要交许多新朋友，最好先吃掉许多东西以打开话匣子。人们不会对美食设防，许崧也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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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快朵颐时，许崧正携家人在集市上买菜。
杭州人许崧是一位作家，是移居大理多如牛毛的文化人中的一员。
2010年，刚从中亚回国的许先生途径古城，一不小心多待了几天，旋即计划在大理写作书稿。对此我感同身受，八年前，同样是结束中亚旅行，我自红旗拉普回到中国，没费什么功夫就决定去大理修养身心。任何人经过一段干燥的旅行，都会思念郁郁青葱的山水，最好还有不温不火的天气与丰富的食物，丽江太冷，阳朔太热，大理便成了不二选择，
然后你会觉得多住几个月也挺好，至少先写完稿子吧？
许崧没想到的是，一写便是四年，老婆来了，孩子来了，朋友们也来了。
他像一个狂热的布道者，在公开媒体上不遗余力的宣传移居大理的美妙。私底下，许崧的亲友圈子饱受了更多狂轰滥炸，当许崧贴出大理与北京pm 2.5值时，在一百倍的数字面前，宣传效果立竿见影——移民大理的北京人可以以村庄为计数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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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我们再一次在大理文化创意中心相遇，这里曾是国营床单厂，空旷的车间正好适合改造为艺术家们的工作室。
相比于推倒重建，大理人更习惯为现有的建筑改头换面，一方面也因为当地政府放心地将审美标杆交给居住在城里的人民，不论他是一言九鼎的建筑大师亦或一介凡夫。只要在街上走一圈，你就能体会到这种奇妙的混搭：徽式建筑紧挨着白族院落，大面积落地玻璃应用在传统木结构庭院，建筑与建筑之间缺乏视觉上的连贯性，如同一锅大杂烩，看起来却别有韵味。比视觉更重要的是生活在其间的人，只要他们觉得舒服，只要他们自己看着不碍眼。至于又丑又不好用的房子，自然而然会被淘汰。就像大理古城特有的美感，是未经加工，自然演化的结果。也许未必是最好的，但肯定不糟，否则也不会值得那么多外来人口寄托终生。
许崧觉得居住在大理的人变了，建筑也就变了，有些还在，有些不在，谈不上好事，也绝不是坏事，只是亘古有之的变化罢了。
“这就是宽容，大理的难能宝贵之处，”许崧问我：“想象一下你的家乡扬州，在过去半个世纪如果没有受到政府干涉，会变成什么样子？”
还是会有八车道的马路与观光电梯，我想了想，但也有青砖、白墙、灰瓦，人们在栽满杨柳的堤岸散步，城市的每个角落看起来都会像重点保护的老城区——若果真如此，老城区也就不需要刻意保护了。
是了。
人是活的，房子是活的，建筑是为居住在里头的人服务的，不是叫你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
衡量一个地方美好与否的唯一标准掌握在这地方的居民手里，但叫本地人觉得舒服，也不会叫外人觉得丑陋。
画家叶永青考证过，大理白族的建筑并非一开始就是如今的模样，也曾流行过黄土与木头，然后房子老了，倒了，不合用了，就跟着住在里头的人一起进化，又借鉴了各地的优点，因地制宜，有了属于自己的三坊一照壁风格，请了河南的画工涂绘白墙，找来四川的建筑工人营造楼宇，若干年后被打开天窗，叫新一代的居民喜欢——叫他们躺在床上看星星。
再过半个世纪，你看到的又将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大理，然而这个大理绝非推倒重建来的，也不是无中生有，不是诞生于宏伟规划，而是像花园里的植物一样生长出来的，形态各异，带着生活的烙印，也尽可以在诸如“国营床单厂古迹”之类的地方瞧出历史的脉络。
“至少在大理是这样的。”许崧相信，说罢他带我走进自己的得意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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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是奚志农的工作室。”介绍自己的工作室前，许崧漫不经心的提及，眼角闪过一道不易察觉的光芒。
奚志农的大幅肖像照片作为“野性中国”公益广告的一部分，挂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国际机场的候机厅。如果我跟他做邻居，会比许崧更得瑟。
当然，如果我有这700平方米的loft空间，更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700平米的前庭由阿德先生布置，他曾身居房地产业，现在人民路经营着堪称大理文化地标的“海豚书店”，在寸土寸金的旅游区坚决不卖书以外的商品，需要莫大的勇气。毫无疑问，阿德打理的空间是一排书柜，以原版进口的人文摄影画册为主。穿插在书与书柜之间的则是阿德太太自旅行中网罗的各色家具，北欧极简风格的吧台椅与小牛皮衬垫的古董沙发随意混搭，我可以在这个书架下打发掉整个周末。
可惜我势必继续探索，中庭是一位导演的领域，幕布、人造灯光、摄影台、器材柜，以及十多个来不及拆开的亚马逊包装箱。摄影台上摆着一碗菌菇，精心布置了摆盘，显然是正在拍摄中的产品，但也不排除事后被吃掉的可能性。
下午最好的阳光洒在James的画板上，James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英国画家，中文好到可以写书——中文书，许崧正在为James改一篇中文稿，我瞄了几眼，看起来像译文出版社翻译的作品，除了不像中国人写的，可谓完美。
你可以在大理叶榆路上的咖啡馆、小餐厅里发现James的画作，例如以彩色绘本风格呈现的白族集市——但穿着白族服饰的是形态各异的企鹅。没错，拟人化的企鹅，James喜欢企鹅。
James还喜欢扬州狮子头，事实上我第一次见到James是在饭桌上，专心致志的对付一只拳头大的狮子头。
许崧在《不去吃会死》中说过，美食是存在普世价值的，如果哪个外国人敢说扬州狮子头不好吃，你就扇他两大耳光。
大概也是James与许崧成为朋友的原因之一。
在这间工作室里，许崧的空间由一套组合沙发与一面黑板组成，整个下午，他一半的时间陷在沙发里抽中南海，一半的时间站在黑板跟前涂画。
许崧和他的朋友们的乡村计划就诞生在这块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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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NGO组织将居住在山区的人视作弱势群体，许崧和他的朋友们则将苍山脚下的村庄当作需要帮助的邻居。许崧说自己做的不是NGO的活，他只是在做他能做到的且觉得对的事，不会超出自己的能力上限，但也会在允许的范围内全力以赴。
许崧觉得来自沿海城市的自己与苍山脚下的农户没有本质区别，无非是多涨了点见识，彼此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兴许他所掌握的技能，例如广告文案，姑且比种粮食卖价高一点，这是市场行情决定的，但决定不了身份高低。
就像人们在集市上交换技能与商品，许崧坚信新移民能与原住民建立除了租地合同以外的共生关系，并叫大家看到“富起来”不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这个计划在700平米的工作室里是从一碗菌菇开始的。
首先，他们与村民一道挑选本村最值得一提的物产，通常是农作物与手工艺品，然后负责文案创意的许崧与司职摄像摄影的导演分别出马，以沿海地区的职业水准策划包装，再由James指尖流出绝妙的灵感，融合为迎合现代审美的商品。最后，通过网络推广，根据比例分享收益。
在实践中，他们首先要跨过的门槛是将村民们引导入网络时代，这需要为位置偏远的村庄提供互联网接入软硬件，教会村民使用搜索引擎，并通过信息对等来辨别真伪，将现下倾销往农村的垃圾商品拒之村外。而在拥抱信息化的过程中，不可绕过的困难当然包括了为村庄建造污水处理系统、科普垃圾分类标准、设计垃圾回收制度，乃至确立生态发展的共识等等。
这件事可不容易，刚从大都市出走，转身陷入这等焦头烂额之境，值得么？
“你会因为嫌麻烦就不去打理自己的家么？”许崧反问。
移民不等于退休，他说，相反，是为了更好的投入自己真正想要的事业
——并不是只有成为亿万富翁才是事业。
在城市里总有一堆人不断地拿他们自己被灌输的价值观衡量你成功与否：干到这把年纪了是不是CEO、有没有股权、开多少马力的车、夏天去哪度假云云。
特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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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崧觉得，有时候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想过个富足平和的日子，像叶榆路海盗酒馆老王那样的生活，才高八斗，生活圆满收入却刚够小康，在都市恐怕要被视作不求上进，遑论哪个中国孩子若说自己的理想是做个普通人，比如幸福的水管工，简直大逆不道。
他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选择做水管工，选择做“不成功”的人的权利。
回溯古代，遥望大洋彼岸，世界上的其他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的。
我不禁想起另一位朋友曾说过的话：“如果生在别国，我宁愿做一个普通工薪族，下班玩玩自己喜欢的音响器材——但我在中国，社会逼着我做成功人士，仿佛不发达就要面对凄苦悲惨的一生，连灵魂都可以放弃。”
成功，其实只是一个人生选择，许多人都忘了。
“大理，给了我们选择的权利。”许崧说：“我不求人，别人不求我，我的孩子也不求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只根据善恶喜好选择与谁坐在一起吃饭。”
“赚的钱够吃喝，够去追求兴趣爱好——只要你的兴趣不是收集全爱马仕的包包，其实并不难，”他补充道：“如果你图什么功名利禄，何必来大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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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嘭！”
身后突然传出响动，寂静了几秒，旋即爆发孩子的哭声。
循声望去，原来是许崧的女儿月亮，玩滑板撞到书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月亮刚出生就被带到了大理，与像她一样的孩子在移民们自筹自办的学校成长，在拥有芭比娃娃之前学会了亲近土地。
眼见无人理睬，月亮哭得又大声了。
要看看么？我问许崧。
“没事……她只是自己吓到自己了，”许崧平静地说：“她会自己站起来的。”
他说得漫不经心，眼光却一刻也没有离开月亮，直到四岁的女孩停止哭泣，站起身拍干净灰尘，重新踩上滑板。
直到芳草遍地
赵先生认为新移民彼此是根据不同的价值观来分类的，尔后聚集为一种新形态的村落。如果不能在某一些观点上达成共识，人们走不到一块去，甚至没法做邻居。这般挑剔，纵然加重了社交难度，反过来说倒也减少了麻烦——原本，大家选择生态移民便意味着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好比做过一次预选，在这个基础上再筛几次，比如都崇尚凯恩斯或是只抽零点三毫克的中南海，最后剩在一堆的人们，就算刚认识半个月，也堪当彼此坦诚相交。
这在东三环的写字楼或是33层高的公寓楼里是无法想象的，赵先生喜欢。
赵先生的职业是软件工程师，经历过两次公司上市，财富迅速增长，依然追不上北京雾霭蔓延的速度。为此他决定寻找第二家园，与大多数移民不同的是，赵先生并未告别过去的工作——这是程序员与作家相似的地方，Coding就是码字，在哪都一样，人畜无害。
赵先生在苍山脚下的屋子里少不了几台MAC电脑，跟锄地的铲子摆在一起。
你可以早上种田，下午晒着太阳Coding，依然有整个晚上的空闲喝啤酒，从长安街上堵车的时间里省出来的。
在集市尝过又丑又甜的梨，赵先生建议我去他居住的村子看看，距离古城不到八公里，却算得上与世隔绝，更妙的是站在屋顶能看到洱海。
挑了个风和日丽的周末，设置好卫星定位，我出发了。
那天我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永远不要相信出租电瓶车的老板，对方信誓旦旦保证这种改装过的电瓶车有九十公里续航，并据此理直气壮地索要较市价更高的租金，结果我在距离银桥镇上银自然村三公里的地方抛锚了。
三公里不远，但是推着一辆“改造过发动机”、“扩充过电池容量”的足有一百公斤重的电瓶车上山——上山？绝对会叫人充满暴力的想法，但在终于抵达上银村时我已变得毫无威胁，累得说不出话，直到喝干一瓶大理牌啤酒才缓过神来。
于是刚出现在赵先生家门口的我脸红脖子粗，拽着啤酒瓶，脸上写满愤慨，一进院落就吓坏了几个玩耍的孩子，还有两只没断奶的小狗。
所以赵先生决定先带我去村子里走一遭，消消气。
“从我家出发，爬到苍山顶需要六个小时，”赵先生试过一次：“至于沿着苍山的山脊从南走到北……”
他估摸着我的提议，想了很久，最后说：“不知道！只有外国人走过。”
山势平缓的苍山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温顺，十月，山下还可以穿短裤，山上已经积雪了。然而山上的美景难以抗拒，一边是雪峰，一边是洱海，对岸的群山则布满了风力发电机，高耸入云，所有第一次见到此景的游客都飞速地消耗着数码相机内存。想要挑战一下苍山的徒步爱好者大有所在——问题是那些不觉得攀登苍山是挑战的人，所以每年都会死十来个。
一半是冻死的，赵先生认为，另一半是吓死的，因为徒步苍山不可能迷路——洱海就在东面。把人一下子从古城慢悠悠的生活里抛出来，刚开始几百米还像在香山踏青，走着走着到了零下摄氏度的雪域，缺乏思想准备，等意识到严苛的自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已经来不及在天黑前下山，然后就死了。
肯定要准备高山帐篷、冲锋衣、羽绒睡袋、气炉，以及足够好的靴子，许崧表示自己来了四年都还没尝试过，格外叫我跃跃欲试。
但是赵先生打消了我不切实际的念头，带着我挨家挨户拜访移民。
区分移民的方法是看门框的新旧程度，移民总会换一扇门，而那些雕刻精致的门楣，通常是移民作品，为了让自己显得更接地气。除此以外，移民们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建筑风貌，然而他们也没有停止在局部细节上的创新。我们在一个俄罗斯音乐家的院子里看到一个正在修筑的怪异帐篷，住人的话太矮，做仓库的话也没必要砌的这么严实，旁边还砌了一个冷水池。
“这个蒙古包是什么？”赵先生问工人。
工人说不清，他们只是照着图纸造。
噢，这是个桑拿房，我等他们乱猜了一阵才解释，北美印地安人相信蒸桑拿可以消除百病，在今天美国中西部的印第安聚集地还可以看到这种东西。虽然作为一个扬州人，我从小就熟悉各种沐浴文化，但是直到几年前才由一个法国老头教我蒸完桑拿立刻跳进冷水池，舒爽堪比高潮。
“可这是个俄罗斯人？”
没错，房间里铺着竹席，墙上挂着大大的“禅”字，即会弹电吉他，又会焚香沐浴然后静坐修禅的俄罗斯人，还有一个印第安桑拿房，或许是魁北克的邻居教他的。
又如何？
这里是大理，大理就是混搭的，上银村体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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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红狼（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514507972/
与许崧的圈子不同，上银村的移民大多只是为了生态环境而来，得益于背靠苍山的地理优势，外国移民的比例高于其他聚落。
移民们在上银村种地的习俗起源于一个日本人，原住民不是很喜欢日本人，所以对他报了“高价”，一亩坡地田租金为每年1200块人民币。在那以后，所有移民都按照这个标准租田。
赵先生租了八分地练习农耕，供给一家五口略显寒粲，相对于其他移民动辄百亩的大手笔。但是赵先生有自己的节奏，就像他在洱海对岸伙山的果园，姑且处于原生态：他洒了些植物种子，或者根本没播种，用一年的时间观察地里长出什么，长成什么样子，记录在Evernote。
首先在容器里观察，然后是分析，BUG FIX，接着决定自己要种什么，最后大面积复制生产环境，秉持一个工程师的思维模式。
“后年来就可以吃到我家的收成了。”他相当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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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我站在赵先生家的天台，欣赏他异想天开的杰作：给瓦片覆盖的屋顶开了十二个天窗，嵌了十二块钢化玻璃，十二道夕阳余晖均匀地射进二楼的三间卧室，照在器物上，好像舞台布景，一股当代美术馆的感觉，只不过阳光是洒在一只Rimowa行李箱上。
赵先生引以为豪的设计在于没有破坏传统木结构房屋的外形，从外头看，房子还是刚从农户手里租下来的样子，与隔壁无异，与此同时移植了城市人所习惯的大面积采光布局。
我在广西巴马的朋友李松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民居室内不需要有通透的光线，室内与室外应该有明确的分界，室内用以休息，聚积人气，要黯淡。至于想看风景，就去花园嘛。李松对城里人的想法不以为然。
我细想了一阵，认为赵先生与李松不能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是李松拥有一栋带花园的宅子，也没有待过33层的公寓，无从想象封闭局促的公寓式建筑若是少了光线多叫人绝望。你以为自己看到了城市的万家灯火，其实不过是囚笼之中的一剂安慰。
我在思考两者差异时，隔壁院子里有人探出脑袋，大声与赵先生扯家常，从天气说到“下周去柴米多集市卖点什么”，直到我定睛细看，才发现那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种人。
“法国人，他们在山上有合作社，种田。”赵先生说他们带来了秋葵、罗勒、蓝莓之类的种子，还有肥沃的法国南部平原的农业技术，留下满足自用的部分，剩下的拿去集市交换。
他们在这儿靠什么生活？我问。
地里的庄稼，还有手艺，例如这个法国男人在北京学过针灸，会修车，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姑且不算他原本在法国掌握的职业技能。赵先生提醒我，生活在上银村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你签了十五年合同，四肢完整的一个大活人，饿不死的。
然而家庭怎么办？我注意到许多随着移民而来孩子，就在我们脚下的院子里玩耍。
“我们正在筹办自己的学校，从移民中选出生活课老师，再外聘符合条件的专业课老师。”赵先生指着院子里的一座平房：”临时课堂在我家里，现在有七个孩子，中国人外国人都有。“
话题便自然而然地进展到了伯纳德·李维胡德医生提出的“三个七年成就孩子一生”，不过赵先生的看法更简练，他说自己在山上闲着没事读了几百万字的教育书籍，亚马逊的包装盒堆了一仓库，谁叫他有两个孩子呢？
“头一个七年认识良善，第二个七年探索世界，第三个七年学习技能。”
他反对强迫记忆式学习，从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角度来说尤为如此——你永远不会比一台计算机记忆得更快，既然我们已经发明了计算机。
人类的价值是创造力，应试教育是特殊时期不得已的选择，为了整体而不是个体设计的制度，但现代的中国家庭已经有能力为孩子选择。
赵先生有理由相信自己为孩子选择的教育方式，不会导致子女长大以后在城市失去竞争力，恰恰相反，他觉得接受应试教育的孩子将最宝贵的时光拿来练习记忆，他们才损失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中学以后呢？我是说，你不可能在这个乡村完成高等教育，也就意味着要么出国学习，要么一样面对高考，即便我们都知道是愚蠢的。
“嗨，你瞧，我们是同行，我们比谁都清楚现在与未来。”（我告诉赵先生自己作者以外的工作）
果然他提到了线上教育，各国大学面对全世界的公开课，付费的，免费的，这股风潮席卷全球。线上教育正以火箭般的速度爆炸性增长，即便是在相对封闭的大陆，每年该领域资金也是一笔天文数字，至于教师资源，如果连常春藤名校的老师都不介意在网上教课，家长们介意什么呢？我在北京的合伙人之一就通过麻省理工大学的在线课程自学了经济学与理论物理，这使得他在30岁前拥有三个跨行业的专业知识，成为在线教育的切实受益者。说来惭愧，年轻时我也为麻省理工开放式课程的中文化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只是没想到十年以后才真正流行到中国，而且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得到认可。
是了，比城市更需要在线教育的就是乡村，在技术面前，教育资源分配第一次趋向于公平。
看起来这就是赵先生的育儿计划：
接触土地——>自办学校——>出国/线上高等教育
——或者任他做一个苍山下的农夫，取决于孩子自己的意愿，如果他觉得种秋葵比读法学院好，家长便没有理由阻拦。至少赵先生与所有因为认同这一理念而聚集的“村落”是如此坚信的。
一个充满勇气的父亲，不，不仅仅是他，还有上银村的百户移民家庭。
我看着院子里毫不知情的孩子们，想象着他们的未来。
我跟其中最漂亮的女孩交谈，不到十岁的中法混血儿，见过她你就相信美人是有胎子的。我先用法语问候，然后以英文提问，结果她张嘴吐出一句乡土气息爆棚的汉话：“听不懂！”
然后她说不打算告诉我自己的名字，并且强调就算我问也不说，非常矜持。
我便没有问，结果她坚持给我提示：“我的名字是个数字哟”、“比0大，比2小哟”……
她的名字叫一，她更喜欢人们连起来读，一一。
“好听吧？”一一从门洞里露出笑脸，皮肤像苍山上的云一样白，眼睛像洱海的水一样蓝。
非常酷，我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