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的《穷查理宝典》中有一句名言，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大意是嘲笑那些知识狭隘，缺乏工具的人。查理芒格认为，我们需要掌握很多思维模型，并称之为多元思维模型。每一种思维模型其实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简略和抽象，通过多种思维模型，从多个角度理解现实社会和现实问题，能够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在解决现实难题时，也会产生综合效应，效率会更高。
2019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非对称风险》就是一本提供了新思维模型的书，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是个真正的牛人，曾经写过《随机漫步的傻瓜》《反脆弱》以及《黑天鹅》等几本书，提出了黑天鹅以及反脆弱等新概念或者说新思维模型。这本《非对称风险》又提出了非对称风险这个新的思维模型。
在生物进化中，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在个人生活中，风险无处不在，我们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和风险同行。可是怎么认识和应对风险呢？塔勒布认为有三种典型的不对称风险，有人从中攫取利益并逃避责任：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权力和责任不对称；少数人主导的不对称。这里主要说一说权力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
对于权力和责任不对称，塔勒布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罗伯特·鲁宾的勾当”。罗伯特·鲁宾是前美国财政部部长，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十年，从花旗银行获得了1.2亿美元的报酬。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不得不使用纳税人的钱将银行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罗伯特·鲁宾却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个“黑天鹅”事件（这个概念也是塔勒布的发明），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完全是随机的，和鲁宾没有关系。银行没有出事的时候，罗伯特·鲁宾大把大把地拿钱，银行出事的时候，他却可以完全不用负责任，承担责任的是千千万万的纳税人。金融市场脱离了“决策者承担后果”的机制。
还有一位爱酗酒的英国银行家说：“我只放长期贷款，贷款快到期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离开。”他在某国际银行工作，每5年就换一个国家。留下的问题交给别人处理，不需要为自己的失误负责任。
除了这些从事金融的银行家，那些政客们，同样没有将自身利益和公众福利联系在一起。他们只是在玩游戏，最多只是像对待一个职业一样对待民众的选票（所以，休年假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澳洲历时数月的火灾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问题。山火燎原的时候，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夏威夷度假；山火最初刚刚蔓延的时候，正值周末放假，政府没有动用休假的消防员；当莫里森准备调用军队协作灭火的时候，却遭到新州州长和媒体的反对和嘲笑1。对于总理的休假，虽然民众骂声不断，其他的政府人员却有不同意见2：
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西多次拒绝批评莫里森，并表示他有权与孩子们一起度假。在19日的记者会上，澳大利亚前消防局长也拒绝批评莫里森。
权力和责任对称，或者说风险共担，是全世界人民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智慧。大约在3800年以前，在古巴比伦的公共广场上的石碑上就刻着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是人类已知最早的成文法典。它的核心思想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建立起对称关系，避免有人转嫁风险或者做出类似罗伯特·鲁宾的勾当。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条法令是这样的：“如果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了，并导致房屋主人死亡，那么建造房子的建筑师应该被处死”。
中国也有这样的智慧。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大军攻入关中，秦国最后一个皇帝子婴投降。刘邦将关中父老和豪杰召集起来，共同约法三章：“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所以，在中国人心中，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的政策激发了全国人民创业发展的热情，同时也有不少人昧着良心，钻法律的空子赚黑心钱。比如，某些电镀厂和造纸厂将没有处理的废水外排，自己赚取了利润，却由其他人来承担环境风险；还有，煤矿老板在数着白花花的钞票的同时罔顾矿井里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当出现事故或者被追责的时候，警察发现法人代表是某一个农村的老太太，贪婪的老板却逃之夭夭。这是典型的通过非对称风险攫取非法利益的做法。随后，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中，修改了相关条文和执法，以实际控制人为处罚对象，重新建立起权力和责任的对称关系。近年以来，在安全生产上不断提及的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及一岗双责、党政同责等做法就是在不断强化权力和责任对称关系。
不管是大自然的进化还是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权力和责任对等，并不会消除风险。甚至可以说，大自然的进化过程就是“风险对等”，或者说是“风险共担”的形式。这意味着每种生物都要面对进化那把剪刀，不适合环境、不能抵抗环境风险的物种就会被剪掉。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风险就是将那些犯了致命错误的人从社会中剔除。在这里，时间是唯一的评判者或者说专家。如果风险是对称的，那么犯错的人会被淘汰。
在非对称风险中，犯错的人并不承担风险，很显然，他就会逃过被惩罚、被淘汰的命运。这样，错误就会被累积，直到整个系统，整体社会群体都承担不了的时候，发生系统性崩溃。这时候，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东乱象的持续，澳洲火灾的失去控制就都不可避免了。塔勒布说，“风险共担”就是解决非对称风险的最好办法，参与活动或者决策者“利益攸关”就能避免风险的累积。
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部落、民族、国家，还有公司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人类的组织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大家一起合作的形式也越来越复杂。权力和责任的对应关系也越来越复杂，汉谟拉比法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简单原则似乎难以应对这么复杂的情形。
王东岳曾经介绍过一个“递弱代偿”的概念，简单表述为：系统越来越复杂，同时越来越脆弱。1996年，欧洲阿丽亚娜火箭发射升空后爆炸，事后却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只能归咎于系统使用了陈旧的软件代码。没有任何一个承包商被追责。2007年，丰田汽车在美国出了一个重大事故，车子在行驶当中突然加速，最后致人死亡。事后调查原因，又是软件的原因，因为发动机软件过度庞大，过度复杂，最后没有办法将责任明确追究到某个设计或部件出错3。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性，再加上系统的复杂性，非对称风险就像我们人类的影子一样，无法消除，永远存在。同样，反制这种非对称风险的做法也会同时进行，否则，我们就会承受更大的风险，遭受更大的灾难。在这条路上，我们无法回头，只能一路往前，用新技术解决技术，用更复杂解决复杂。
有很多思维模型用于判断一个系统的稳定性，比如从熵的角度看，一个系统必须和外部交换能量或信息，才能保持熵稳定的状态，系统不至于崩塌。非对称风险，也是一个判断系统稳定性的思维模型。当系统中风险对称（权力和责任对等），那么，这个系统是动态平衡的；如果风险不对称，那么，虽然系统暂时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是风险会不断地集聚、累积。从动态的角度看，系统是不稳定的，在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2008年金融危机类似的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