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翻译这篇文章时，我们不断想到的不只有 Facebook 等硅谷集中化跨国大企业的不透明审查制度问题 - 这是本文的主题 - 更多的是由此引发的思考方式问题。日前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消息所获得的一些中文反馈，再次强调了这一在中国盛行的思考方式的弊端为什么应该被警惕。
一些中文互联网用户表示支持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并有人提出“美国可以，并且有很大可能已经着手建立了一个新的人权对话多边机制”。如果是，那将是比退出理事会更为可怕的，它代表了‘一维人权’的制度化 - 就如人权观察组织的评论所言 - 人权本身强调的是普世，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党派、法律和制度都无法也无权为全世界制定规则，当然包括美国。
然而依旧有很多思考根植于地缘政治这类狭隘的框架，或许也是为什么曾经我们对去中心化理念的推广，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只获得了很少的共鸣，包括我们对网络安全产品选择标准的描述，都曾经获得奇怪的反馈。
很多中文互联网用户至今依旧以能够顺利使用 Facebook、Twitter、Google 等硅谷产品为终极目标，不否认这些平台相比中国的同类产品如 Weibo、WeChat 等，对中文用户来说具有更为宽松的表达自由体验，但必需承认，一直以来这些集中化的应用对全球互联网用户施加的不透明的审查，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值得高度关切和警惕。
中文互联网用户不该满足于“比百度或新浪更好”，而应该在互联网角度上思考，追求真正的言论自由权，反对集中化的审查，不论是由谁主导的。
请用互联网思考 - 互联网本应是去中心的、自由的和没有审查的，就如 David Kaye 在这篇文章中所言：我们需要的是全球标准 - 而不是第一修正案的，也不是这些美国巨头完全自行决定的条款。这就是人权。
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是最基本的人权。
以色列人的权利当然值得捍卫，就如缅甸、伊朗、俄罗斯、朝鲜等国的人民的权利值得捍卫，但仅仅为了以色列人的权利就放弃继续为其他压迫性国家的人民争取权利的做法，就是错的；就如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值得争取，但仅仅满足于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而无视集中化审查对全球很多国家的用户所造成的侵害，就是错的。
地缘政治是坚实的存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作为反抗策略的存在。然而，当美国追求隐私安全的互联网用户纷纷去选择俄罗斯制造的 VPN 时，中国的被审查压制的网民，仅仅满足于使用 Facebook 和 Google 时，我们应该感到悲哀，这意味着我们依旧被困在地缘政治的狭隘逻辑中，被当权者的利益和态度所指引着，我们还没能获得自由。
Human rights are a universal right that people have because they are born as humans. Human rights are not given to a citizen like other rights. They are a part of every person in this world. It is not the government who creates these rights, they only recognize them. Rather, it was the United Nations who, in 1948, approve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ommentary: How to ‘fix’ social media without censorship>
THE AUTHOR is David Kaye, a professor at the UC Irvine School of Law and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以下是 David Kaye 的文章，他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法学教授和联合国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
Facebook 数据丑闻可能改变了数百万人在上网时对隐私风险的感悟。但它也可能掩盖了更深刻的数字时代辩论：广泛抵制互联网公司作为数字时代全球言论警察的角色。言论自由的未来取决于争取辩论权。
社交媒体、消息应用和搜索平台提供过真正的价值。它们为很多人提供了连接、信息和安全，例如传统社会中的性少数派，专制环境中的记者、或专制政权治下的异议人士。他们得益于这种开放。
然而，这个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掌握着非凡的权力。他们通常在硅谷制定规则、标准和指导方针，而为世界各地的人们远程操控表达界限。在许多地方，对公共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公司，
就像他们可能会尝试的那样，这些公司经常与他们经营的地方的本土和国家关注点脱节。许多美国人阅读“泰晤士报”的本国和全球新闻，但其对国家和市政问题的报道无法传达当地媒体所完成的深度或一致性。这就是世界各地的社区经常看到的美国互联网公司作为主导地位的样子。
在缅甸这样的地方，活动人士指出“Facebook 就是互联网”，然而这些美国公司缺乏语言和文化的专业知识来区分种族歧视和普通歧视。结果就是，他们会采取过度的监管、严格的审查。他们的自动化系统、人工智能（AI）设计用于标记不适当的内容并显示“最佳”结果，以及被这些大公司认为的您“想看到的信息”，并且这些审查机制在暗箱中，对用户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见的。
即使是民主社会也会对这个公共空间感到厌恶。正如一位自由派欧洲政治家所说的那样，“没有人想要一个真理部，但当硅谷或 Mark Zuckerberg 成为我们的现实和事实的设计者时，我们不会感到放心。”
监管正在到来，掌握在政府手中，这往往意味着通过公司审查的压力来体现。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正在限制公司作为言论监管机构的角色，就仇恨言论和极端主义等问题制定新的规则，这些模糊的概念的解释权被掌握在政府或公司手中，从而有着广泛的机会被滥用。
目前的情况对全世界无数的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威胁。随着政府提出新的法律，企业将通过其审查手段对政府的要求实现过度补偿，以限制辩论、艺术、政治和其他表达方式的自由空间。这些公司将雇用更多具有语言、政治和文化专业知识的人员在全球范围内审查内容，但这些网站即便是由善意的人员运行的平台，他们依然脱离了正在接受他们管理的人们所生活的环境。
公司应该做什么？作为联合国言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我最近完成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各国政府和社交媒体公司如何在虚假信息和网络极端主义盛行的时代实现言论自由的第一份报告。
我的主要建议如下：
首先，互联网公司需要让当地社区参与管理他们的平台。目前正在配置的集中化公司无法在任何地方统治公共空间。他们必须设法将权力下放给当地行为者 - 是用户，而不是政府。仅雇用专家团队根本不会做出任何改变。立足于领导多元化，让更多的本地内容加入进来，而不是外包给承包商，并且与他们所在社区深入接触等步骤至关重要。
如果公司不能做出这些改变，或者被证明肤浅，他们可能就需要探索该如何拆分国家版的集中化平台了。
其次，这些公司必须从根本上披露更多有关其规则制定的信息，并在其平台上进行诠释。更好的信息披露意味着将权力分给每一位用户，让人们有机会在特定的国家对这些规则如何适用、以及公司哪里有错等关键问题，提出的真实的批评。
不否认，许多公司已经了解他们自己对世界各地公共空间的影响，并已经扩大了透露有关政府和个人对内容删除的要求，但很明显他们还可以做更多。他们应该制定一种公共社交媒体判例法，以便用户和活动家可以挑战或接受公司正在做出的实际决策。此外，在公共监管言论方面，当权威机构做错时，我们期望某种形式的问责制; 我们也应该看到问责制以在线的方式便捷地实现。
最后，这些公司声称拥有全球角色，因此他们应该采用全球标准 - 而不是美国的第一修正案，也不是他们完全自行决定的服务条款。标准应该适用人权法，该法案是普世的，致力于保护每个人“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权利，没有国界限制”。
共有 171 个国家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周二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不影响华盛顿对 ICCPR 的承诺）。
这些规则将为公司运营提供更好的基础，并令其具有真正的能力以阻止旨在干涉言论自由的政府。某种第三方审计员 - 比如社交媒体委员会 - 可以定期评估公司对人权准则的遵守情况。事实上，这就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民主社会实现媒体自律的方法 - 通过评估不道德的或不当媒体行为的国家“新闻评议会”。
不透明的权力、公司和政府，正在决定全球个人行使言论自由的能力。随着政府干预的日益迫近，公司需要做出改变以应对它们在这个数字时代所构成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