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一是很难在这上面发现有价值的中文内容。看看今天能找到一点点不

有标题党之嫌，其实是哗众取宠。 我至今还未在身边见到过阅人无数的花花公子，所以，我一直津津乐道于自己曾经摸过几乎全校女生的手。 那是初中时候的一次社会调研，学校组织了去广元附近的宝珠寺水电站。水电站什么样子，我全然不记得，只记得途中那个黑乎乎的雪犀洞。其实我在说谎，唯一记得的是那天摸了七八十个女生的手。

先自己检讨下，没本事贡献高质量帖子；然后随意浏览cn区其他帖子，翻二三十篇估计都难找到一篇想点开详细阅读的帖子。目前见到的大多是跟我一样的流水帐一样的帖子。其他小伙伴有没有同感呢？

因为和公司发生劳动纠纷，情况太复杂（详见这里）,最后还是花五千块钱请了律师来代理。 之前和这律师有过短暂交流，也查阅了他的相关资料，给我感觉是这个律师有恒心、有正义感，也还很有能力。于是对他信心满满。 周六聘请他准备仲裁或打官司，结果周一我发给原雇主高层的邮件意外促成了协商进程重启。考虑到已经委托律师，我就不再自己出面，由律师去跟前雇主对接。

2008年下半年，我正式加入骑行队伍，如今将近十个年头。在水泥森林中穿梭，或驰骋于山林的这些岁月，我从未想起过为我曾经拥有过的单车留下一篇文字，直到今天。 我的第一辆单车是父亲从二手市场花120元钱买来的永久或者飞鸽或者凤凰。父亲那次一共买了三辆或者两辆旧单车供我和哥哥上学骑，供食品厂的工人骑。那辆最差的留在了工厂，最好的不知道谁拿走，也许是哥哥。我选中了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的那辆。

按照惯例，在每个地方待一段时间，都会留下一篇印象文字（德国例外，想憋大招出来）。 小学就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太阳升……”，但活了快四十年，从没去过北京。 前几年思想激进时，曾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去了北京，要去朝一个棺材吐口水。这两年不再激进，这个愿景倒一直没忘，直到从媒体上看到北京空气污染指数爆表，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体重绕了一圈，回到起点；骑行30次，距离2049千米，上升海拔32237米；游泳19次，距离35550米，耗时1262分钟；徒步一次，膝盖走废掉；一年走了1821702步，平均每天4990步。 游泳和计步都是从2016年11月才有数据，不作比较。 骑车数据是连续的。 相比2016年，少骑1次，但距离多了140多公里，上升海拔多了五千多米，这意味着2017年的骑行强度比2016年要大一些。

这几年断断续续看了不少民主理论方面的书（没完整地看完一本）和文章（忘记都是些什么文章）了，也听到看到不少人对民主的理解。但从未表达过自己对民主的看法。 由于水平有限，不能系统表达对民主的理解，只能想起一点说一点。 民主和自由相关。没得个人自由，谈不上民主；没有基本的民主，个人自由无法保障。

2018年1月5日更新： 今天拿到了公司寄来的合同，我一看就笑喷了：完全一个假合同，连签名都是假的。这是我目前掌握到的公司违法最直接的证据了。

20年前，我11岁，在爸爸的书架上找到一本描写土地改革的书，躲在公用卧室里津津有味地读，不料爸爸突然冲进来，一把抢过我的书，撕得稀烂，然后又过来给我一巴掌，骂道：”狗日的！不好好念书，一天到晚就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书！” 20年后，我31岁，当初无比高大的爸爸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当初他那张可怕的脸布满了皱纹，同样清晰，然而不可怕。爸爸不再管我看什么书，事实上我也不再看书。 我上网。

和妹妹聊天，谈及亲人们对我的婚姻大事的关注。我说，这是不可承受之重；妹妹说，这是人家对你的关心。 妹妹说的对的。但是，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种关心，往往对于被关心的一方来说，意味着不可承受之重。

我常对人说我是一棵空心菜，其实他们都被我骗了，我是一片浑身是孔的落叶。 今天，是我回家的日子。为这一天，我已等候五百年。

【注：此文写作于2003年7月23日，星期五。我已经完全忘记张佳的模样；甚至当我刚才看到张佳这个名字时，是那么陌生，直到看完此文全文，才模模糊糊地有一个印象，但张佳是什么样子，我还是不知道。尽管如此，从此文中看来的这个这个孩子的遭遇，仍然深深打动并牵引着我，在14年后，我将此文贴到steemit。现在，这孩子大概有26岁了吧，他的命运，已经有改观了么？愿他一切都好。】

2017年发生了几件影响我一生的事情。 首先是年初带着马大花有生以来第一次出了国——去德国浪了二十天，留下了几千张照片，还有满满的友情、见识和回忆。 然而乐极生悲，坏事一件接着一件来。

野夫写了一篇关于残忍的长文，作为呼应，我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残忍历史的短文。野夫那篇文章文采飞扬，我这篇短文很臭但不长。 进入正题。 时间就像砂纸，磨掉了记忆的所有棱角和色彩，连记忆片段之间的界线都被磨平。我记不清自己残忍的历史从何时开始，只记得脑中的残忍片段如喝醉酒的河虾般蹦不停。

我已经过了33个春节了，第34个春节的一只脚已经踏进门来。回头想想，这33个春节居然没有一个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一个毫不犹豫就可以回忆起来的细节。如果我说孩童时代不指望春节，那纯粹是矫情；但春节究竟从何时开始变成一个符号，于我而言，已经是史前的事情而不可追忆了。

这两天过年，我拒绝了一切电话，包括父亲的。父亲打了三次，我拒绝了三次。我知道是我不好，师妹说我未能放下，其实哪里有什么东西我放不下。

一、卡卡 本来我要叫它毛泽东，老婆大人不干，于是自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卡卡。这是卡卡的官方大名。 二、卡扎菲 我不允许把卡卡的胡须剪咯，代价就是这小子拿嘴蹭人的时候，胡须很扎人，扎得非常疼。于是就叫卡扎菲。 三、狗啃啃

记忆里最早的鞋子是绿色解放鞋。这双鞋从春天穿到夏天，再从夏天穿到冬天。那时的袜子总是不保险――要么丢掉一只要么破了大洞夹得脚趾头不舒服。因此一年四季里，大部分时间是光脚穿鞋。 大部分时间没有鞋带原因在于，鞋带实在是做抽打陀螺鞭子的绝佳材料――牢固耐用且有很强的抽力。鞋带虽好，磨损也快，当大人发现鞋子上的鞋带变成棕榈叶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我便收到一顿暴扁。暴扁也挡不住用鞋带来当陀螺鞭子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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