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对于罪徒的一种常用的惩罚是,将其本人乃至家人罚没为奴。古人不会想到,这一做法在现代竟得到了创造性的应用,只是将“奴”改成了“农”,因而成了罚没为农!这种惩罚究竟有多厉害,今天的年青人当然一无所知;但从极左年代过来的人,不可能不记忆犹新,甚至有切肤之痛。
旷古奇观
“先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曾有预言家的崇高声望。就有人硬是相信,他准确地预言了:在现代中国将有“美女田中站”!且不说这条预言准还是不准,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他真正能预先知道,在他之后600年,中国的农田里将站着无数社会精英:政要、学者、文坛硕将、艺界名流、名门才俊……。这种奇观,不是什么千年一遇,完全是旷古未闻啊。
举出极左年代“田中站”的知名人士,简直易如反掌。
有“铁面宰相”之称的前总理朱镕基,1957年获罪之后,就失去了他在国家计委中那个前途无量的官职,文革中就干脆被打发去做苦力了。据说,他在湖北襄阳的某个偏僻之地养了好多年的猪,不知他作为猪倌有多少心得?不要说什么“卡特进白宫之前也种了好多年花生”,卡特可是自愿种花生而且颇有兴趣;朱镕基会“自愿养猪且颇有兴趣”吗?
顾准在今天算不上特别知名,但在1950年代,无论“革命资历”还是学术声望,他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那时的影响力大概在朱镕基之上。“五七”之后的十年,他历尽坎坷,且不细说。至于文革那一段,顾准在河南的某处乡村干地道的农活。正是在河南田野的气息中,顾准思考了从古希腊城邦到现代中国的方方面面,在改革后的中国大放光彩的一些新思想就此锤炼而成。未来的思想史学者,想追踪顾准的足迹,能不去河南农村吗?
下面的例子更是地道的“美女田中站”,所说的美女就是丁玲。
丁玲或许不算多杰出的作家,但在那个文坛沉寂的年代,她毕竟是一个大闻人。不过“五七”之后,她那握笔之手就只能在北大荒握锄了。落难于北大荒的名人不可胜数;只是,其中许多人没有在那里挨过1960年的大饥荒。而丁玲居然活着回来了,不能不说她得到了上苍的特殊眷顾。
才气勃发的北大人当然书写了辉煌的历史。只是其中最动人的几页并非事关校园,而是事关江西鄱阳湖畔的某个农场:在文革中,该农场是北大教师们的炼狱。北大那些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学界名流,文革中的研究领域就只能是鄱阳湖畔的稻田了。在那里,没日没夜的农活只算是一种小小的苦楚,真正的威胁是要人性命的血吸虫,不是每个北大人都躲过了这一劫。居然想得出用血吸虫来对付中国的顶级知识精英,古代君王岂有这份才智?
与前元帅彭德怀比起来,上述落难者当然不算什么。但落难后的彭德怀在田中握锄之际,所能看到的不是什么“广阔天地”,而只是北京郊区“挂甲屯”的一小片天空。在挂甲屯那个村子里,彭在村民中似乎如鱼得水:尚未完全革命化的农民,居然认为“彭老头”是一个好人!这一评价应当刻在彭的墓碑上,其价值肯定远远胜过“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
让彭德怀落得“弃戎务农”,刘少奇也有一份功劳。然而刘少奇却没有彭德怀那种幸运,后来想“弃政务农”而不得了。1966年文革骤起,在大难来临之际,刘少奇仍然心怀幻想,一点也不意识到自己的下场将有多惨,竟然央求毛准许他辞职,带着老婆孩子去延安种地!彭德怀不就曾种地吗?然而,毛已经不肯给刘这种恩惠了,而是决意要他的命!那些“田中站”的精英们,现在终于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了,这种待遇是被黜国家元首求之而不得的啊。
农之贵贱
接纳了朱镕基、顾准、丁玲、彭德怀以及无数学界翘楚的中国乡村,真有那样可怕吗?那不是让人抒发田园诗兴、让人陶醉的“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胜地吗?不是被圣人称颂为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是造就道德完人的理想之所吗?
直到近代,中国都是一个几乎纯粹的农耕社会,其中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几乎一切元素。举出乡村的好处并不困难:以农立国,意味着没有任何统治者轻视乡村;士农工商,意味着农民的地位仅在士人之下;官员们最终告老还乡,乡村似乎是所有士人的归宿;历代贤哲,多半不是蜗居市井,而是作为乡绅与农夫、渔翁为伴……。
陶醉于上述种种妙处的人未曾注意到:最底层的务农者,只是这个农耕社会中最苦难的一个群体,他们与乡村中的大多数好事无缘。他们的苦难不仅在肉体上,同时也在精神感受上:全社会都不看好跟在牛屁股后面的人。农民们的唯一希望,是通过自己的奋斗进入城市,或者转入其他行业;但毛时代空前严格的城乡二元化政策,完全堵死了农民的上升通道。这样一来,农民就真正成了事实上的贱民,无论文人们给涂上多少亮彩。不要说,没有任何律令将农民贬为贱民。在那些处处受鄙视被排斥的乡里人看来,在那些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大病来临唯有等死的乡下佬看来,贱民的实际地位已没有半点疑问,所幸者仅仅是没有人直接如此称呼罢了。
贱民!一个多么恐怖的头衔,似乎只有印度人才感觉到贱民的存在。但是中国不是印度啊,中国自古以来既不盛行奴隶制,也不盛行贵族制,在民间历来存在某种最低限度的平等意识,几乎不存在定型的贱民观念。然而,城乡二元化这把巨铲,硬是挖出了横亘于上等人与贱民之间的那条鸿沟!
有这样一个“不是贱民的贱民”群体存在,首先是国家的耻辱!对于一个曾经狂热地追求普遍平等的乌托邦,后来又同样狂热地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尤其如此。
不幸的是,本来应当看到耻辱的地方,权力者看到的不是耻辱,而是机会:农村既然是一个大多数人备感恐惧、视为畏途的地方,岂不正好用来安置各种各样的“不良分子”或者“危险分子”吗?那可是沙皇的西伯利亚啊。发现这一点,当然不需要特别智慧,更不需要读多少历史。于是,从1950年代初起,中国的西伯利亚就开始发挥作用。愈到后来,这种作用就愈大,愈显得不可缺少,终于催生出一种制度:将任何官方认定有罪、但又不便送入监狱的人,送去“田中站”!被送去的人自然成了货真价实的贱民、不可接触者、必须与他人隔离的另类之人。增加许多贱民的农村,从此就更贱了。
贱之渊薮
无论今昔,乡村都天空更兰,山水更绿,吸引了许多不乏乡村情结的人。这源于乡村的自然属性,古今中外皆然。但乡村成为“中国的西伯利亚”之后,那里就有了另一番景象。
将乡村当作“西伯利亚”,不需要任何主义、理论,甚至不需要什么正式条令,每个权力部门都知道该怎么办:将所有官方裁定为社会垃圾的人——右派、挨整对象、被贬官员、无业游民等等——一概遣送农村,就如同将废物投入垃圾箱一般。随时地投送“垃圾”已经常态化,甚至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有大规模运动所导致的大批量投放,才留下某些历史记忆。
1957年固然狂风暴雨,但还是标榜着“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十分欣赏这一德政,不忘随时提起。许多“不抓”的人,就送去农村了。送与不送,与直接主事者偏好的关系颇大。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回国不久的留美博士,即使想作恶恐怕还来不及,总不致罪大恶极,但就是直接从教授岗位上送去了流放地夹边沟种地,大饥荒中就饿死在那里。而已经在北大荒务农的丁玲,官场中还有人为她说话,没两年就回了北京。难道傅作义就不能为其堂弟说话?谅他不敢,况且说了恐怕也没用。
文革更是往农村大遣送的高潮。北京的“红八月”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将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押回原籍。掌管公安的谢富治就明确表示,要赶走所有“不干净”的人;将这笔账完全算在红卫兵身上并不公平。在文革之前彭真就已放出狠话:要从北京赶走所有“阶级敌人”,使之成为“洁净城市”。那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后来自己也成了被赶走者!洁净城市不能容许有贱民在,贱民只能送去乡村,这不恰恰说明,能够接纳任何人的乡村就是一个垃圾场吗?
身经炼狱
将贱民或者政治不洁者遣送农村、满清朝廷将罪徒流放新疆或者云南、沙皇将12月党人流放西伯利亚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让被流放者在一个真正的炼狱中彻底明白,违背权力的意志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可怕。问题是,中国的大多数被流放者,根本就没有对抗官方的念头与意志,他们多半是一些毫无政治意图的无辜者。即使是这样,即使官员们也心里明白,既定的清理行动还是不可能有任何退縮。此中的逻辑就是:清除不可靠的人只会更安全,至于是否公平或者人道,那是天真的人才会去考虑的问题。
事情的戏剧性在于,已经明如白昼的上述逻辑,从来都没有明白宣示过。公开的说辞是:遣送农村的人是去接受农民群众的再教育,在劳动中实现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将自己转变为符合人民需要的新人——总之,在农村实现灵魂获救!倘真的如此,被遣送者岂不幸运之至,给他们以这样一条出路岂不是无上恩典!
当事人慢慢清楚他们有什么出路:被抛掷到穷乡僻壤的人更加成了不折不扣的贱民,永远不会有体验到什么灵魂获救的好运。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会知道,遣送农村是惩罚,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救助。惩罚基于人趋利避害这种私念,它不可能达到“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改造目标。流放的办法可以造就服从者,也可能造就真正的堕落者,唯独不可能造就新人。较天真的人或许还存改变境遇的希望,不情愿接受眼前的残酷现实。更多的被遣送者则自暴自弃、听天由命。
“前三十年”中,以各种各样名义褫夺体面职务遣送农村者,肯定达到很大的数量,他们既无望改变境遇,也没有变成什么新人。经严酷现实的长期摧残之后,无论外在形象还是精神状态,都愈来愈远离原来的面貌,愈来愈成为当地人眼中事实上的贱民,回归人格犹存的那个体面社会的希望愈来愈渺茫。
真正可悲的是,这些受难者多半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实际上一开始就决定了;改天换地的大人物,根本无意宽恕或挽救他们。无论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信仰,还是稳定秩序的现实需要,都不能缺少一个永远充当斗争对象的贱民群体,这些人注定要成为新时代的祭品。对他们来说实属万幸的是,文革的失败终于造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随着上层受难者渐获解放,几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巨量受难者,也因之被“重新发现”,且奇迹般地被解放了。终于回归于城市的这些前贱民,大多已经垂垂老矣,在风独残年中打发不多的最后岁月。
败农之道
罚没为农的故事或许已经完结,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并没有完。留下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是受害者?难道就只有那些被罚没为农的贱民吗?
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是农民的全体,没有一个例外!被城市放逐的贱民毕竟大多回归了城市,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却只能留在乡下,而且将一直如此。
农村本来并非地狱,但毛时代的城乡二元化使农村彻底退化;而将农村当作流放地的做法,则更使农村成为所有人心中的恐怖地狱。这种局面,是任何其他国家及中国历朝历代都未曾有过的。
我不知道北大荒是否为满清的龙兴之地;但能肯定,农村正是当代中国的龙兴之地。且不说红色革命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自农村,就说战争时期,每户农家为革命输送了多少资源与热血!他们当年义无反顾的牺牲,可不是为了让自己家乡成为流放地!对于龙兴之地的可悲忽视,在道义上带来的损失有多大,大人物可能从来没有细想过。
就算置道义于不顾,也该算算现实利益账。视农村为流放地,无非是将农村的社会等级降到最低一级。这样一来,农村还可能有对于人才、资源的吸引力吗?一旦所有的优质人力与物力都逃离农村,农村的彻底破败就不可避免了,这肯定非国家之福。
要毁灭农村,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农村作为罪徒的流放地,让全社会都视农村为耻辱之地,视去农村为畏途。此处面对的逻辑就是这样简单,任何人都难以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