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偶与春秋

上一期《内外与五四》中，我们谈到了对联的“经世致用”的意义，在于“联“以载道，即白乐天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道”的“体”，借“联”的“相”而显现。本文谈谈楹联的“形”与“相”的来源，尤其是对偶的特点，以及对联中常出现的时间这一概念的“对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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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

‌现代人们常说的对联形态，多是指以书法形式题写、张贴、悬挂或镌刻的“春联”和“楹联”。除此之外，还有用于口头的“对句”（口语形式对联，一人出句、一人对句）和用于书面的“联语”（如某些章回体小说的章节名）。这恰与语言的使用形式相对应 ——口头、书面、标贴——由此也可见对联应用之广。‌

对于对联的性质，向来也有不同认识：（1）对联是一种文学样式，与诗词格律相若、与建筑音乐相合；（2）对联是一种实用文体，可用于春节、贺婚祝寿、吊丧悯死，可用于宫殿苑囿、祠庙寺观、亭台楼阁、店铺坊馆；（3）对联仅当做一种文字笔墨游戏，不过雕虫小技。‌

总体来说，对联是一种具有艺术性的应用文体。最根本的，对联是一种对称的文字形式，我们想要探讨的，便是这种对偶文体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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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联的起源，以“楹联”来说，对联的起源常被采纳的是“五代说”（五代后蜀主孟昶所作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但实则至少在唐代已经对联已经发展成熟的佐证（如酒令和应对、敦煌遗书等）[2] 以“对句”来说，则有“西晋说”（“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但以“联语”或“对偶句”而言，则几乎从殷商甚至有文字记载起便存在了。‌

对联的发展与流行，这里也稍作一些阐发（如对更多历史介绍有兴趣，此处推荐杨大方先生《对联论》中的相关章节）。对联的流行始于宋，而兴盛于明清。宋人开始将对联题于楹柱而称“楹联”。各种形式的对联也被创造出来：如，苏轼挽韩绛：“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开创了挽联。至明则有朱元璋，大力提倡春联，使之成为一种制度，民间更是无处不联；如朱元璋赠徐达联：“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清则是康雍乾极为崇尚对联，对联妙手更是众多，如纪昀、曾国藩、袁枚等。宋以后对联的流行，与对联简洁的形式和极强的实用性，以及宋以后大众文化的兴起、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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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或者对偶文体的根源在于（1）汉字的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特点，使得音、形、义的对称形态极为丰富；（2）中华文化对对称、阴阳观念的推崇。‌

1. 汉字特征

‌首先，汉字存在以下基本特征：‌

汉字的形状是均匀而方正的（方块字），在书写多个字时长度保持相等；
汉字是单音节字，每个字的音节长度相等、音律和谐；
古代汉语主要是一字一词、一字一义，单个字可以表达明确的含义；
较多汉字本身的形象具有对称结构，如“天”、“人”、“合”、“一”等；
汉字由以直线为主的笔画组成部首，又可以由部首组成形声字，常兼具表音和表意的功能；
汉字支持竖排或横排两种书写方式，有几千年竖排书写的历史；

‌这些基本特征都为对偶句式和对联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中第（5）点我们在之前的“烟锁池塘柳”这一联中有过充分的体现。而且，对于某些趣联的产生，也颇有价值。如以下这个一字联，不但字的音形义相对，上下两部又分别相对，颇为巧妙：

墨
泉

‌第（6）点使得竖向书写时（如楹联），两联相对的效果可以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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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与其他语言（主要是表音语言）做比较，我们会发现汉字还有一些特征使得其为作对联提供了基础：‌

汉语的字/词不存在时态变化（或者说每个字都是词根），使得单个字的形态比较稳定，所以能保证始终如一的全方位的对称；
汉语的音节存在“声调”构造，使得当个音节能够对应多种声音元素，加强了单音节的作用，同时促成了“平仄相对”这种对称关系。

‌正是由于汉字和汉语本身的简介、匀称、协调、丰富的特征，使得它能够成为构造对称文体和话语的基本结构。歌赋、诗词、对联的艺术之美，正筑基于汉字本身内在的美学意义之上；这在人类语言之中，是颇为独特的。‌

2. 对称观念

天人合一、取法自然深刻影响中华文化。‌

首先，对天地万物以及自身的观察，使得先人们对于对称有着深刻的观察，如天地、日月、昼夜，如眼、耳、手、足，又如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上下左右等等。‌

其次，进一步对自然的观察，产生了“阴阳”、“八卦”的对立统一的观念（《周易》），适用于对自身、宇宙和社会的观察，如男女、天地、寒暑等一阴一阳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构建的思维系统。‌

这种对立统一的观念深刻体现在政制、礼仪、音乐、建筑、劳作等各个方面，毫无疑问地也渗透到语言文字与文学样式之中。‌

对联二字，本就有“对立、关联”之意，与“阴阳”思想相契合。故而，在对联也极为注重“相对”这一形式，例如以“神州”对“华夏”由于意义完全一致就不合适。所谓“正反合”的辩证法，在对联中则颇为适用。‌

类似地，希腊人对和谐对称的追求，也极为炽烈，如对天体运行轨迹为“圆周运动”的执着追求、对“天球”的设计等等，以及对现代理论物理（如量子物理）、以及分子生物学（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影响等，在此不详述。《哥白尼革命》或可为一种解读的角度。‌

对于对称、阴阳理论的崇尚，也是中华文化与希腊哲学相通融之处，也难怪乎杨振宁先生也曾多次提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喜爱与对物理结构中对称结构的美妙的研究相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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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字和对称为基构建的对联，在今日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虽然汉字经历了“简化”和现代汉语经过了“以词表意”为主的变化，但汉字的生命力犹在；另一方面，虽然“科学”似乎取代了“阴阳”，但其中蕴含的对称之美的追求却没有改变，对于“阴阳”的认同反被现代科学和技术所采纳。所以，对联文体以其简洁、实用的特征，或许将不断延续其价值和意义。‌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教育体制多模仿苏联或欧美的原因，曾经以“对句”为基础的“文史哲德”融合统一的童蒙教育被现代分科而治的教育所取代，所以现代中国人常常能够读懂或理解对联，而要创作却颇为困难。‌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曾记录他上“对课”的情景。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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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旧时学习词句和准备做诗的一种练习。例如老师说“雨”，学生对“风”；老师说“柳绿”，学生对“桃红”）‌

在晚清，“对课”依然是学问的基本，是以民国的诸多名人都有“作对”“成诗”的基本功。过去的童蒙教育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千家诗》《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也都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的对句构成，将韵律的教育融合到文、史、哲、德之中。这是今天“分科”的教育体系可以思考和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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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source: Wikipedia -- 阴阳‌

春秋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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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的历史上，“悲秋”之作无数，其感叹时间之流逝、与时节之哀伤，大抵如此。‌

在时间的观念上，“春夏秋冬”四时为一循环，春与秋相“对”，春秋在对联中也常使用，一春秋即为一周期。古人这种表面上以“循环”和“对称”为观念的时间观，与现代人以“精致化的测度时间与单向线性时间”为主的时间观念，有很大的差异，而更侧重对“时机”的体认。‌

技术时代的时间观受启蒙运动和演化论（进化论）的影响，有强烈的发展、进步、进化的意味，同时人也受到客观的机械化时间的支配（事实上形成了时间对人的统治，所谓996的讨论是其中一种体现）。‌

从“对称”和“进化”入手，这里我们简要谈谈人类时间观念的两种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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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时间”观念，通常被解释为一个空间化的物理学概念，表现为一个可精确测量的（通过时钟来表现）的单向的时间轴（采用儒略历的绝对化的基督纪年，即所谓的公元纪年）。然而，即使在近代科学中，时间被作为单独对象深入考察，也是在进化论、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膨胀理论、大爆炸学说、决定性混沌理论等有明确时间方向性的理论纷纷出现后，才全面展开的。‌

在中国古人那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也还没有广泛使用机械钟，或经历工业革命使得精确的时间统御生活的一切。古人对时间的观察首先来自与对天象、气象、物候的“对称”、“循环”的大量周期现象的发现（与前文提到的“阴阳”观念的产生原因相一致，比如四时、日升日落、月盈月亏），对自然周期的观察与记录产生了“标度”时间，如“日”、“月”、“年”。其初衷是对“时机”的把握，即“正当其时”、“时不我待”等等，强调的是对事件与环境或情境的相协调。对“时”的实际的应用，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是显而易见的：

春：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夏：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秋：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冬：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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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时间掌控的要求的增加，进一步出现了把一天分为10、12或24个部分的要求，以及相应的时间测量工具，如日晷、漏壶等，并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钟表。通过统一的历法和计时系统，社会中的劳作和习俗可以由时节相互协调。尽管发展出了多种计时工具，但中国并没有发展出纯粹的量化时间观念（如亚里士多德说的：“时间只是某种计数(测度）”），但却保留了尊重“天时”的传统，包括务农、用兵、嫁娶、医治等，例如：

“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素问•八正神明》）

直至今日，这种做事“看日子”的传统在民间也依然流行。然而随着时间测量技术的发展，近代物理学（牛顿力学、乃至相对论）对“测度化”时间概念的确立，“测度”时间逐渐盖过了最初“时机”的概念，一种精确的公共时间观被广泛的使用；“测度”与“时机”之争，也可以认为是“人工”与“自然”之争的体现。‌

今天虽然我们依然能理解“春秋”背后的含义，但对于其背后深刻的“时机”的感受，体会上却已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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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的周期性变化相对应的，是时间的“流逝"的感觉。与“周期性”的时间更多来自对天地的观察不同，“时间之流”的感受更多来自自身的生命体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由于生命的“有终性”（不可逃避的死亡和衰老），人们体会了到了时间流逝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以及与之相伴的感叹、恐惧与悔恨。同时，也正是时间的有限性，让人感到生命的可贵。‌

时间之流是产生线性时间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在希腊和印度文明那里，占主导是循环的时间观。循环的时间观认为宇宙是循环往复的，今天发生的事情，还会再度重演，如印度人对“劫”（尘世的43亿2千万年，是梵天神的一日）的轮回周期的表述，如希腊对圆周运动的偏好。相对应的，希腊和印度的历史感也都很薄弱。‌

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与线性时间观的是基督教文化，这是《圣经》中“基督降生”这一事件的不可重复所必然导致的结果。所以基督教的哲学家对当时流行的希腊的循环时间观进行了艰巨的驳斥，其中以奥古斯丁为最：